四年一次的全运会正在辽宁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本届有38个代表团的9770名运动员参与其中。无独有偶，刚刚获取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全运会”，且一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国民体育大会参赛人数约22000人，可谓真正的全民体育盛宴。

国民体育大会：日本的“全运会”

如果从参与规模，高手的云集程度和媒体的关注度而言，日本人也有自己的全运会，叫做“国民体育大会”。它隶属于日本体育协会（简称“日本体协”），其前身从1924年开始就已存在，历经二战短暂中断之后得以恢复。今年即将在东京举办国民体育大会，已是第68届，因此该赛事可谓历史悠久。

日本“全运会”东道主的产生很有意思，基本是日本东、西、中三个地域，接力式轮办。各地域内部再分ABC三个版块（每个版块由若干县组成），各版块间协商后推举出代表本地域的承办者。最后，该版块内部各县间协商后推举出候选县——报文部省（依法监管日本的文化体育科学事业）和日本体协。总之一个原则：轮流办，平等协商，最终由文部省和日本体协拍板。

与中国全运会赛制相同，日本国民体育大会也是以地方的47个都道府县为参赛单位，然后争夺最后的荣誉——综合冠军奖杯天皇杯（男子）/皇后杯（女子）。另外，男女团体总分第一的代表团由天皇和皇后亲自发奖。在这样的赛制下，东道主所在的都道府县垄断奖杯几近常态，特别是1964年的新泻国民体育大会。也因此，这一赛事的所谓“东道主胜利至上主义”现象，也时时成为日媒诟病甚至炮轰的焦点。

第60届国民体育大会闭幕式上获奖代表团领取天皇杯

国民体育大会一年一届，项目包含田径、游泳、体操、足篮排三大球、垒球、网球、乒乓球、板球等。射击、拳击、马术、自行车、柔道、相扑、空手道等奥运和非奥运项目也在其中。以2013年9月28日即将开幕的东京大会为例，有39个项目，其中正式项目37项，公开表演性质的两项。

今年的国民体育大会由东京都主办，参赛人数约22000人。广义来说，他们的“全运会”也由夏季奥运会项目和冬奥项目组成。由于参赛人数多，所以也吸引了一些赞助商。但资金主要由地方体协负担，由于也是财政拨款，所以主办部门也是压力巨大。

至于竞技水平，由于是业余性质，原则上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所以水平别指望，就是大众娱乐全民体育。很多比赛观众可以免费入场，仅部分高中棒球比赛需付费购票入场。

开放的全民大PARTY

日本的“全运会”是众乐乐，是真正的全民大PARTY。首先是它的开放性。

比赛允许每一个符合条件的日本国民报名参加比赛，而绝非体育系统内的唯成绩论的竞技游戏。包括日本的企业员工也会参赛，且规定参赛期间必须给参赛员工放“特别假”。

在日本，国民体育大会隶属于日本体育协会。日本体育协会是与日本奥委会并列的一个公益性财团法人，通俗地说，是一个专门为开展全民体育运动而设的民间机构（日本奥运会的机构职能则偏重于专业竞技，主要针对奥运项目）。

日本球星本田圭佑在高中时期就参加过国民体育大会

凡具有日本国籍，非职业运动员，年龄在初中三年级以上的日本国民均可报名。不具备日本国籍的外国留学生也可以有条件地报名比赛，前提是必须符合日本学校教育法的规定，即在该校加入了某个体育部并坚持参加部活。2006年之后，日本国民体育大会进一步向持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开放门户。

因此，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注定了它是全民游戏和全民大PARTY。当今日本许多著名的足球球星，像本田圭佑们在高中时期，就代表各自的县市在国民体育大会的足球赛事上角逐过荣誉了。

值得一提的是，尊贵如日本皇室成员，也以国民一员亲身参与其中为乐。已故的高元宫宪仁亲王，就是一名超级的业余足球爱好者，经常以日本足协代表队员的身份参与国民体育大会的足球比赛。2002年秋的国民体育大会，这位英年早逝的亲王打进了生平的最后一粒进球。在今天，日本足协代表队对阵东道主足球队的对抗赛，已作为日本国民体育大会的惯例保留下来，而继承亲王遗志接过日本足协名誉主席的亲王妃，每年都会饶有兴致地亲赴现场并助威到最后一刻。

这是众乐乐，而非独乐乐——也因此，场内热火朝天而看台门可罗雀的景象，于日本国民体育大会是绝难想象的。

国民体育大会不欢迎体育精英

动则数万数十万的奖金，价值百万的房子——这些于中国的全运会冠军似乎是唾手可得的必然回报，但于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如此瞠目的奖励无异于天方夜谭。

出于公允的考虑，属于业余体育范畴的国民体育大会原则上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不过，在2005年出台相关条例后，已可见部分职业运动员参赛，但条件苛刻，仅限日本职业体育协会非加盟竞技项目。

属于业余体育范畴的国民体育大会原则上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

在日本，为奥运选拔尖子，专为体育精英而设的赛事基本上是单个竞技协会主办的赛事，如“全日本竞泳锦标赛”、“全日本体操锦标赛”、“全日本田径锦标赛”等等，而不是大众体育、草根体育性质的国民体育大会。所以，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与金钱无缘，乃是再自然不过正常不过的现象。

话说开去，即使是在奥运上获得奖牌的日本运动员，能够从日本奥委会拿到的物质奖励也不多。即使以奖金数额飞涨的伦敦奥运会为例，日本奥委会规定的金额也不过是金牌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银牌200万日元，铜牌100万日元。作为自筹资金的一介民间机构，日本奥委会“穷”得叮当响。说到底，日本奥委会无非是日本各领域众多民间机构之一，不享有任何超越于国民的“特权”。

 日本著名花滑选手浅田真央在2009年秋冬甲流疫情爆发时，疫苗难求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日本有5400万名国民被厚生省（主管国民卫生）列为优先接种对象，而当时参加温哥华冬奥会的浅田，也是日本最有力夺金点。虽然日本奥委会出面向日本厚生省协调，也未能凭借冬奥选手的特殊身份而在疫苗接种上得享“超国民的特殊化待遇”，最终日本奥委会方面不得不做出严禁她与粉丝握手、禁止观众向场内掷花等规定，“只能拜托真央好好自我保护了”。

1964年之后全民体育在日本成主流

历史上，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个分水岭，当时日本为展示“战后崛起”的形象，也是举国办体育，由国家财政为竞技体育提供后盾；但在“后东京奥运时代”，这一做法戛然而止。竞技体育职业化，全民体育愈益成为时代主流。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全民体育成为日本主流

现在，职业运动员不享有“超国民特权”，不垄断全运会；反之，普罗大众，普通国民也拥有属于他们的运动会，他们的舞台。

这样的舞台诞生出，71岁高龄参加伦敦奥运会马术比赛的法华津宽“老爷爷”，63岁零9个月参加汉城奥运会盛装舞步马术比赛的井上喜久子“老奶奶”。

 【附记】国际上的“全运会”

前苏联举行全运会发布的纪念邮票

“全运会”模式并非中国的首创，1956年，第一届“苏联各民族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之后举办过奥运会开幕式和多项国际赛事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正是在那一年为举办该届运动会而竣工。包括在国内家喻户晓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原始版本也是专门为该届运动会相关纪录片进行配唱而创作的。在那之后，苏联曾长期定期举办“苏联各民族运动会”，包括针对1986年举行的第九届全运会发行了纪念邮票。

受到苏联的影响，这种按照行政区划来确定参赛单位的“全运会”模式，很快就被东欧乃至其它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即便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全运会”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部分立足之地。

比如古巴定期举办的“国家奥林匹克大赛”，就被外界视为是“古巴全运会”。有趣的是，在2006年举办的古巴全运会上，甚至还曾邀请来自中国的选手参赛，结果邹市明在拳击项目上赢得了一枚银牌。在他所获得的奖牌正面，刻有赛事吉祥物的形象和“CUBA 2006”的字样，背面则以一颗五角星为圆心，环绕着赛事名称的英文拼写。

朝鲜则是另一个长期举办全国性运动会的国度，“人民运动会”每隔四年举行一次。2012年10月，朝鲜举行了第十二届人民运动会，在男足决赛期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携夫人李雪主前往金日成体育场现场观看。根据朝鲜媒体当时的报道，金正恩对选手们高水平的比赛表示满意，还在比赛休息时间会见了伦敦奥运会上赢得金牌的运动员和教练。

越南的全国运动会同样是四年一度，而在项目设置方面，越南全运会并非完全与奥运会接轨，而是增加了包括毽球在内的多项具有国家特色的运动。和中国相类似的是，凡是被列入全运会的项目，往往可以从上到下获得比较充分的支持，相关运动员退役后也能获得较好的就业前景，这一点要明显强于那些非全运会项目。

而在欧美发达国家之中，鲜见在各行政单位之间进行竞争的全国性运动会，只有英国或许算是稍有例外。1930年，首届“英帝国运动会”在加拿大举行，当时的参赛成员包括澳大利亚、百慕大群岛、英属几内亚、加拿大、英格兰、爱尔兰、纽芬兰、新西兰、苏格兰、南非和威尔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全运会”。不过在那之后，该项赛事也经历了多次更名，从最初的“英帝国运动会”一度更名为“英帝国及联邦运动会”，目前则进一步更改为“英联邦运动会”。这种名字上的变化，也反映出赛事如今所具有的国际性，与“全运会”这个概念相距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