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设崩坏英雄坍塌 国外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简史

在体育比赛中使用药物以提高运动表现，可以追溯到古奥林匹克时期（公元前776年-公元前393年）。兴奋剂这个词（doping）来源于荷兰语“doop”，原意指用葡萄皮制作而成的一种酒精饮料，能够增强战斗力。

到了19世纪末期，法国的自行车运动员和曲棍球运动员饮用古柯叶提出的制剂与葡萄酒的混合物，用以对抗疲劳和饥饿。古柯叶的制剂中含有可卡因和相关生物碱。

在1904年奥运会上，马拉松选手托马斯-希克斯服用了白兰地与士的宁的混合物。士的宁是一种高剂量足以致命的兴奋剂。那个年代，运动员广泛使用士的宁、海洛因、可卡因和咖啡因的混合物。很多教练都有自己的独特秘方。直到上世纪20年代，海洛因、可卡因变成了处方药，这一现状才得以好转。

1928年，国际田联成为了第一个公开向兴奋剂宣战的组织。这拉开了反兴奋剂大战的序曲。但是，在上世纪早期，反兴奋剂工作收效甚微。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运动员Knut Jensen在比赛期间去世。他的昏厥导致了头部骨折。最初，他被认为是高温所造成的。但是尸检结果显示，他的体内含有安非他明的痕迹。

1967年，环法比赛中，曾荣膺BCC年度体育人物殊荣的英国自行车选手汤米-辛普森在第13赛段去世。证据表明，他消耗了过量的安非他明和白兰地。辛普森之死给世界体育机构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推动他们采取行动来反对兴奋剂。同一年，国际奥委会成立医疗委员会，用以打击兴奋剂。

1968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的冬奥会和同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采取了强制兴奋剂检测。

瑞典选手Hans-Gunnar Liljenwall是现代五项全能队成员。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他随队夺得了铜牌。但因为兴奋剂检测未过关，他被取消了奥运资格，瑞典队的奖牌也被剥夺。他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被检测出兴奋剂违规的运动员。

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为了反兴奋剂的分水岭。在百米飞人大战中，本-约翰逊击败了卡尔-刘易斯，并大幅提高了世界纪录。不过，他很快被证实服用禁药“康力龙”（一种合成代谢类固醇），金牌被剥夺。这一案例大大推动了兴奋剂检测技术。1993年，本-约翰逊被第二次兴奋剂检测未过关后被终身禁赛。

1991年，震惊世界的一幕出现了。一位前东德教练承认，前东德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有组织地服用类固醇，从而实现了东德女运动员对世界泳坛的多年统治。

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随着检测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名将栽在了尿罐子上。田径、游泳、自行车等项目是重灾区。

田径方面，美国的众多短跑名将相继中招，这里面包括悉尼奥运会五枚奖牌得主女飞人琼斯。拥有九枚奥运金牌的卡尔-刘易斯也坦言，他曾经被检测出服用了三种违禁药品。但是，他和近百名美国选手被美国奥委会网开一面。在这之后，加特林和泰森-盖伊两位知名飞人，也先后因为兴奋剂的问题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自行车领域，美国还出现了最大英雄的倒塌。经过多年的否认指控后，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公开承认，他曾经服用了提高耐力以及恢复能力的禁药。一代传奇就此声名狼藉，阿姆斯特朗的环法冠军头衔随即被剥夺。他曾经的队友康塔多也同样因为禁药问题被剥夺了2010年环法的冠军头衔。

自从东德大面积爆发服药丑闻之后，游泳也备受反兴奋剂机构瞩目。作为世界泳坛的重要力量，澳大利亚游泳队曾经爆出过多起兴奋剂事件。

2013年年初，澳大利亚游泳队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其4×100米接力队队员在奥运前的训练营中服用过类似于镇静剂的药物。

刚刚结束的光州游泳世锦赛中，澳大利亚女选手莎娜-杰克又因为兴奋剂的问题临时退赛，成为了本届世锦赛最大的丑闻。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16年出具的报告中，兴奋剂违规数量排名第一的是意大利（147例），2-4位依次是法国（86例），美国（76例）和澳大利亚（75例），俄罗斯（69）和巴西（55）则分别列第6位和第8位。

在服用兴奋剂铤而走险的这条路上，不区分国别、种族、性别，以及是否为知名运动员。白人并不比其他人种更高尚，名将们的道德水准也未必比普通运动员更高。

我们应该对任何一个兴奋剂呈阳性的运动员嗤之以鼻，而不应该区分他的肤色、国籍以及声名。反兴奋剂面前，人人平等，才应该是我们必须恪守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