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搬迁和冠名权能让俱乐部活得更好?重走回头路的中国足球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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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搬迁和冠名权能让俱乐部活得更好?重走回头路的中国足球饮鸩止渴

上赛季完成冲超的四川九牛,依然大概率选择异地搬迁。

将日历翻回八个多月之前的2023年4月22日,中甲球队四川九牛突然发文强硬表态:如果中国足协不同意俱乐部此前(当年3月)提出的异地搬迁要求,那么“(投资方城市足球集团)将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投资和努力并撤出中国职业联赛”。那一天恰好是2023赛季中甲联赛开赛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以退出作为要挟来极限施压,四川九牛摆出了鱼死网破的架势,然后没有了然后。退赛一事不了了之,该俱乐部不仅安然踢完赛季,还提前三轮冲超成功。

四川九牛希望离开四川的努力并未停止。2024年1月3日,中国足协突然公布《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职业足球俱乐部变更注册会员协会及股权转让规定(试行)》,正式宣布放开俱乐部异地搬迁。随后九牛俱乐部投资方城市足球集团首席执行官汤锡钢表示,俱乐部正在研究相关文件,近期将给出明确答案。还是一家俱乐部,还是一样想离开四川,只不过那个无限向往的目的地,已经从去年的长沙,变成了当下的深圳。

不到一年时间,搬迁目的地的巨变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很快,就有球迷在网上写道:“九牛改名换姓搬往深圳,真的就是找到福地了吗?未必!这也许只是流浪的开始。”

从2016年初中国足协领导层正式禁止俱乐部跨省异地搬迁,到如今继任的第三届足协领导层再次放开了异地搬迁,这项决定一经出台便遭到了外界的口诛笔伐。一位曾运营过中冠、中乙和中甲俱乐部的职业经理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异地迁移对中冠、对地方省市联赛、对中国联赛体系影响极坏。以后谁还花几百万打中冠?直接花钱从外地拉个队来就行了。”另一位在申城运营业余俱乐部并打算向职业联赛发起冲击的投资人也表示:“足球土壤要靠慢慢培育才能逐渐肥沃,让一支球队根植当地更需要五年甚至十年的努力。说实话,重新开放俱乐部异地搬迁,对我们这样潜心做足球的人来说是一次巨大打击。”

流浪多地的北京人和,在2021赛季开始前宣布解散。

在中国职业足球三十年的历史上,俱乐部异地搬迁多有负面案例,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中远队。这支由上海浦东和上海航星两队合并而来的俱乐部,曾在甲A末年夺得亚军、中超元年排名第三,2006年因经营窘迫不得不远走陕西,此后又浪迹贵州、北京,球队最终在2021赛季开始前宣布解散。2022赛季结束后消亡的广州城俱乐部也是一支著名的“流浪者队”,这支出战了职业化元年甲A联赛的球队在漂泊沈阳、长沙、深圳等多地后,在广州走到了终点。

中国新闻网在相关报道中写道:“频繁搬迁多少带些投机性又相应缺乏稳定性,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场。而这一行为也极容易引发‘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局面——在给迁出地球迷带去巨大情感伤害的同时,作为外来者也难以被迁入地球迷接受。”

虽然中国足协此番在放开俱乐部异地转让时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比如“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变更”“需要转出、转入两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足协同意”等等,但并没有改变这一行为逐利的本质。《体坛周报》在报道中写得更直白:“俱乐部异地搬迁诉求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不过就是急功近利罢了。无论是有异地迁移需求的俱乐部和地方,都与我们期待的俱乐部生存发展方式相悖,与中国职业联赛和俱乐部长远发展方向相悖,而过往的事实也已经充分证明,只想着到处找‘奶妈’的俱乐部,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无一例外,差别只是时间的长短。”

同样在1月3日,中国足协还公布了另两项新政策,分别是允许俱乐部开放球队冠名权,以及中超联赛外援政策调整为每场比赛最多上场五人。与异地搬迁一样,重新开放球队冠名权同样引发舆论热议。

让职业俱乐部植根于当地,通过中性名来吸引更多元化的投资,逐渐实现自我造血,这是全球几乎所有主流联赛俱乐部的生存模式。早在中超联赛诞生之初,中国足协便提出了职业俱乐部采取去企业化中性名的想法,经过多年努力后,这一政策在2021年正式实施,如今重新允许俱乐部出售冠名权,无疑又让中国足球走上了回头路。

以宋凯为首的中国足协新一届领导层,没能兑现“不再变来变去”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足协此番在开放球队冠名权的同时,继续坚持了俱乐部必须采取去企业化中性名的原则,同时还规定“不允许股东冠名”。显然,中国足协也希望继续保持投资方的多元化,进而增加俱乐部的抗风险能力。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措施,才让外界并没有对这项新政发出太多质疑声。

开放球队冠名权后,部分俱乐部立即给出了积极回应。足协公布新政的当天下午,浙江足球俱乐部便立即宣布向社会公开招募冠名企业或品牌。此外,天津津门虎、成都蓉城等俱乐部也已开始积极行动,在推进商务开发工作的同时,寻求球队新赛季的冠名。

两个月前,中国足协新任主席宋凯曾明确表示“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变来变去,未来要在稳定中求发展”。现如今,无论公布新政的目的为何,新一届足协领导层没能恪守住那份“不再变来变去”的承诺。允许异地搬迁,开放俱乐部冠名权,这些政策能否帮助某些俱乐部摆脱困境,从此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至少前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过去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中国足球这是在饮鸩止渴,重走回头路浪费的可能不仅仅是时间。

作者:陈海翔

文:本报记者/陈海翔图:东方IC编辑:吴姝责任编辑: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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