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国家跳水队的一名管理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6年奥运会之后，周继红找到徐益明，希望进队当教练，并提出了条件:要带主力队员、不出早操、不拉保护带等。

这让徐益明挠头了。本来爱将要回来执教是好事，但是周继红几乎没有执教经验，不可能马上把主力队员交给她；而且拉保护带是基本功，教练不拉保护带，没这个规矩。至于不出早操就更不能接受，对徐益明很熟悉的领队王铁生告诉记者，徐益明自己就没有一天不出早操的，每天6点之前他必到宿舍叫运动员集合，全程参与一个小时的早操。跳水队的早操强度之大在训练局里也是出了名的。

徐益明没有答应周继红的要求，但让她从二线队员里头随便挑，周继红没接受，此后此事就没了下文。

之后，周继红怀孕、生孩子。“差不多十来年周继红没什么事干，她经常到我那串门。”认识周继红的人向本刊记者比划着，在这期间，跳水队在总教练徐益明管理下，周继红仍享受着运动员的伙食标准，还可以领运动服。但周没有从事具体的教练和管理工作。

一位国家跳水队的资深人士认为，周继红生徐益明的气，可能在后来也迁怒到徐益明器重的于芬身上。

回归国家队的路有多远？

离开国家队之后，于芬辗转到清华大学组建跳水队，1997年，她开始探寻体教结合的新型运动员培养模式。它沿袭50年代时，由政府调控、国家负全责、投入巨资，集中培养运动员，由此形成的“一条龙、三级网”的流水线训练模式——教练通过与幼儿园、小学老师建立联系、挑选有潜质的孩子吸收到业余体校，经过封闭或半封闭的训练与优胜劣汰的竞争，佼佼者逐步升入地方体工队，直至国家队。它有别于当下的中国运动员传统的单一的专业训练培养模式。

清华跳水队在于芬的训练下，通过一边上课一边训练的方式也逐渐培养出了一批优秀队员，包括退役又复出的伏明霞当时也是在清华训练后，又夺得了奥运冠军；受伤被国家队放弃的李成伟来到清华训练，又重新夺得多次全国冠军；现在的国家队当家队员、奥运冠军周吕鑫、何姿、林跃等小队员都从清华跳水队起步。

2000年，周继红出任跳水队领队，而从1997年重组后至今，国家跳水队就不再设置总教练或主教练之职。这在其他所有项目国家队中绝无仅有。

“文革前，国内的运动队都是领队负责制，后来实行总教练负责制。”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发现总教练会受到影响，就分权了。总教练抓训练比赛，领队管后勤等事，领队更像一个政委。”

期间，周继红做过成为总教练的努力。但至今未果。

现在，周继红身兼跳水队领队、跳水部部长、游泳中心的分管副主任。领队的职责是管运动员和训练事务；跳水部则主管国内外的竞赛，做一些组织和服务的工作；而游泳中心则掌握政策制定的权力，副主任的意见能影响政策的制定。

2004年，各支国家队领队曾在北京体育大学出席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周继红作为领队有那么大权利，而其他领队只有后勤保证的权利。

但因为各种原因，这样的质疑最终不了了之。很多跳水界的人认为，这些年中国跳水没有进步。

一个事例，可从侧面反映这样的“停滞”——1999年才离开国家跳水队的队医杨国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现在，郭晶晶在跳板上的夺冠动作还是14年前于芬给她量身打造的，顺序都一样。这些动作是根据郭晶晶当年能力、体质专门设计的。”

这些年来，清华跳水队和于芬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来自国家跳水队的肯定。于芬和清华跳水队与国家跳水队之间的“准入矛盾”曾在2005年达到高潮。

一位在体育总局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说，北京奥运会前夕，体育总局某高层曾找于芬谈话，让她做好回国家队的准备(本刊已向于芬证实确有此事)。但随即另一位主管训练的高层领导，以不能因为人事安排而丢了金牌为由，拒绝了于芬回队的请求。

在金牌成绩的保护下，周继红的权力慢慢变得更大。

十多年前的国家队副总教练、培养出现在多名奥运冠军的于芬不服气可想而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不是为中国跳水的辉煌打下基础，而是创造了中国跳水的辉煌。”

11月10日，当记者再次联系于芬，于芬对本刊表示，现在不是采访的时机，建议记者“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