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陈忠和组织了家庭会议，他建议把老宅最好的部分分给大嫂，“她这么多年自己带三个儿子，很不容易。”他让两个姐姐先选，自己要了最差的房间，“我不要也行，反正我也不在龙海住。”

大姐夫周宁安是陈忠和的启蒙教练，俩人有三重关系:姐夫、师徒、朋友。周宁安现在住在龙海体委1991年分的房子，客厅的“八骏图”就是小舅子送的，上书“乔迁志喜，弟忠和贺”。

陈忠和快从解放东路小学毕业时，正逢龙海要举行排球比赛，学校便抽调一些喜欢运动的学生组成临时排球队，陈忠和也在其中。从小带弟弟的大姐对时任龙海二中排球队教练的丈夫周宁安说:“能不能把忠和调到你的球队，我也好照顾他。”大姐陈淑贞当时是二中的校医，周宁安也早就有意把忠和调到自己的门下，这样，小学毕业后考上龙海一中的陈忠和被周宁安要到了龙海二中，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学校的排球队，这样一晃就是5年。

“忠和特别懂事，姐夫当教练，他就表现得比别人更勤奋，更努力。”周宁安说。

二中的排球场是队员们自己修的，拉泥土是重活，“他一定要当板车头，这是最累的，让他在后面推都不干。怕别人说闲话。”

1977年下半年，高中毕业的陈忠和上山下乡了，他到离龙海市区13公里处的东园公社秋租农场当了知青，除了干农活，陈忠和还学会了抽烟、喝功夫茶，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癖好。

陈忠和在农场打发青春岁月的时候，大姐夫那边传来了好消息。1978年，福建省准备成立青年男子排球队，要到墨西哥参加国际比赛。晋江人许夕通是这个队的主教练，有一次在从厦门去福州的火车上，许夕通正好和周宁安坐在一起，他问周宁安:“你们龙海有一个陈忠和，我看过他打的几场球，想调他来省队。你了解他的情况吗？”

周宁安一愣，“他是我小舅子，不过他才1．77米，省队？别开玩笑了。”

“我要一个后排防守队员。陈忠和防守和发球好，这就够了，回到省里我就给他下调令。”许夕通说。 很快，调令下来。周宁安蹬着脚踏车跑到农场通知了陈忠和。时值6月份，正是闽南的农忙季节。农场场长挺支持陈忠和，安排他撑船回县城卖鱼和西红柿，以便等候消息。“卖多少算多少，调令一来你就走，我再找人替你。”场长说。

卖了一个月鱼和西红柿，陈忠和还是没接到通知，狂喜变成了心灰意冷。他回到石码镇，再等了一个礼拜，决定回农场，“现在农忙，我却不干活，说不过去。”回农场要经过二中，大姐夫正在上体育课，他赶紧拉住小舅子，一起去体委打听。

周宁安以前就是体委的，后来“文革”砸烂体委，他才来到二中。这时候体委已经恢复工作了。来体委后，跟周宁安有过矛盾的李主任说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问急了，他才推说是县里的决定，说上山下乡不到一年的知青不准调动。周火了，“省里的调令也不行？你整我可以，你别把我小舅子的前途给耽误了！”他直接来到龙海县革委会找一位姓方的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工作人员说主任感冒去医院了。周宁安又跑到医院堵方主任，他把许夕通的一沓信件和电报拿了出来，“忠和是要去参加国际比赛呀，福建队就是代表国家呢。万一因为忠和没去，队伍在国外输球丢人，国家体委怪罪下来，谁来担这个责任？”方主任了解到是体委卡住了陈忠和的调令，拍板让陈忠和立刻去报到，周宁安长了个心眼，“主任你得给我个尚方宝剑，要不还有人卡。另外，体委必须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农场接忠和！”

方主任立刻写了一个让农场放人的纸条。

到了农场，大姐夫拉着小舅子就走，“ 粮食关系和档案回头办， 先赶紧去福州！”两个人骑车回到石码时已经下午5点了。一家人又兴奋又伤感。妈妈姐姐千嘱咐万叮咛，爸爸把儿子的唯一一双球鞋塞进包裹里，他会针线，还仔细地把已经破了洞的包裹缝好。

那时从龙海去福州要到漳州坐汽车，早上5点出发，要到下午5点才能到（现在只要3个半小时）。即使马上出发，也只能赶第二天的车了，而且还得花钱住一晚招待所。周宁安想了个办法，“连夜走！汽车不行，不还有火车嘛！”正好有一班厦门到福州的火车，晚上9点路过龙海附近的郭坑站。周宁安跑出去找到在工商银行当行长的朋友，将全银行唯一的北京吉普借了去。

第二天5点多，背着行囊的陈忠和站到了省体工队的大门口。一直等到8点多，他才敲开了恩师许夕通的家门。在省队，陈忠和待了一年多。懂事的他赢得了体工队上上下下的好感。但那时福建队人才济济，条件一般的陈忠和也面临淘汰的窘境。省队也舍不得他走，让忠和回县里太委屈了，他们找了个机会，送他到北京考了一级裁判。陈忠和成了福建队的随队裁判，吹了一年多的比赛。

命运又一次青睐了他。1981年，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来漳州集训，对当时在福建工作的国家男排主教练戴廷斌说，他想找一个作风正派、技术比较全面、个子不太高的男队员来加强女排训练。戴当即说道:“我有一人，保证在女排不出事，也保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