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在两大层面成东京奥运推迟的最大殃及者

文|付政浩、刘梦龙

编者按：在后，体育大生意官网在盘点延期的各类影响时，也专门指出了对中国体育产业的相关影响。其中一篇题为《中国或成东京奥运推迟的最大受害者：大运会、全运会全凉 北京冬奥会也受损失》的文章，引起各方热议。有从业者“含泪点赞”表示不能认同更多，但也有读者不解，认为大运会、全运会略显鸡肋，此番因故被推迟并非坏事，何来受害之说？

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被推迟，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赢家。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最大损失者诚然是东京奥组委，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全球体育赛历要大调整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东京奥运会无论明年延期到何时举办，都会导致同一时段的赛事关注度锐减乃至被迫让路。2021年的全球体育赛事日历都会遭受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影响，而恰恰中国2021年举办的大型赛事非常多，自然被殃及的程度也最大。

具体而言，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于中国体育的影响最直接的两点就是：

一、中国原计划2021年举办的一众大型赛事很可能要被迫让路，这些大型赛事前期投入的资金之大和延期所造成的财务压力之大远非旁观者所能想象。并且鉴于北京冬奥会是在2022年农历新年期间举办，北京冬奥会的赞助商们的营销黄金时段也会被东京奥运会压缩不少。

二、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体育人才储备和体育赞助层面可能会因为奥运延期而双双出现隐患。中国一些年过30的老将可能在明年的竞技状态出现下滑，此前里约奥运会就已暴露出我国多个夺金项目后备人才不足的短板，明年老将更老一岁，却未必有一批超级新星接班，这确实不能不令人忧心。至于赞助商方面，很多志在奥运营销的赞助商原本只与各个夺金热门的国家队签约到2020年底，现在需尽快解决合同延期的问题。

所以，东京奥运会延期到2021年，无论是对于中国各大赛事的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于中国奥委会而言，都会造成巨大但又必须客观接受的困扰。体育大生意将围绕这两个层面的困扰进行客观阐述。相信这两个层面的困扰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考验各方的协调智慧。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在于，国际奥委会需要尽快明确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到底何时开幕。

成都大运会、陕西全运会或需改期，北京冬奥营销周期被缩水

在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到2021年后，国际奥委会下辖的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目前正在和东京奥组委商量新的具体办赛日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两种办赛时间段可供选择：第一、改在春天举办，比如在2021年4月举办“樱花奥运”；第二、干脆顺延一年，继续在夏天举办。

前者可能会招致NBA等一批全球最顶级的职业赛事的抗议，因为这些跨年的职业体育联赛在四月正是联赛争冠的关键阶段。要么这些赛事暂时休赛来给奥运“让路”，要么就只能像NHL拒绝参加冬奥会一样导致全球最顶尖的体育巨星们无缘东京奥运会；如果是在夏天举办，那诸如田径世锦赛、游泳世锦赛、欧洲杯、美洲杯等一批国际体育组织旗下的大赛就可能需要改期。有些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奥委会官宣第一时间就积极力挺，有些组织则要等到第二天被敦促“要维护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团结”时才发声支持，更有一些组织对此视若无睹态度暧昧，这就很能说明各方对于延期的态度了。

虽然目前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未定，但在体育大生意看来，大概率还是在夏天。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职业体育联赛的赛事体系高度成熟发达，不太可能为了奥运会而中断联赛。而反观国际田联这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因为与国际奥委会利益相关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会更加配合国际奥委会。比如国际田联和国际泳联就分别在东京奥运会推迟的第一时间积极表态予以支持，并承诺会尽快协调旗下赛事的举办时间，必要时甚至可以推迟一年。

如果最终东京奥运会在2021年夏天举办，那么谁在同一季节举办的赛事越多，受影响就越大。而中国在2021年夏天原计划要举办的大型赛事主要有三个：足球世俱杯（原定于2021年6月-7月在上海等多个城市举办，但此前已明确表态要延期）、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计划于2021年8月16日至27日在成都举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计划于2021年8月在陕西举办）。

足球世俱杯是首次在中国举办，这将是中国举办的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上海等城市投入力度颇大。大运会则是成都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综合赛事，赛事组委会此前宣布要打造49座场馆，对大运会之于成都国际形象的提升寄予厚望，投资力度自然毋庸多言。而陕西全运会则是全运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举办，陕西更是决心举全省之力办好这届全运会。

上述这三大赛事出现了这么多“有史以来”，那前期的投资力度恐怕也是各自省市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如果他们的日程与东京奥运会“撞车”或“接踵而至”，大概率都要调整，而调整就以为要承担更多的财务压力。在这其中，财务压力相对较大的就是参赛人数最多、项目门类最齐全的全运会。并且，全运会基本已可确定其必然要调整日期，并且其延期也会面临更多的尴尬。

众所周知，全运会是我国本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赛事，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运会和亚运会、奥运会就形成了中国竞技体育体系的三大考试，他们分别被形容为“小考”、“中考”、“大考”，全运会选人才，亚运会练人才，奥运会出成绩。为了更好地给亚运会和奥运会选拔人才，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体委决定将全运会从奥运会前一年（奥运周期的第三年）调整到奥运会后一年（新一轮奥运周期的第一年），并从1993年七运会开始实施。所以，全运会的最大价值之一就是为国家队考察选拔后备力量，用竞赛这个杠杆来撬动各省市培养青年梯队的积极性。

随着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办，全运会和奥运会导致同一年举办，不仅无法为新一届奥运会考察人才，而且很多国家队选手在征战奥运会后已无力再战全运会，所以全运会推迟势在必行。但鉴于2022年夏天又有亚运会，各个国家队选手和潜力股的重要是备战亚运会，旨在通过亚运会练兵，故而全运会推迟到2022年同样不妥。总之，在三项赛事中，全运会的调整是最考验组织者智慧的。

除了2021年的这三项赛事之外，将在2022年年初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一个无需回避的事实就是，夏季奥运会影响力远胜冬奥会，并且在冬奥会自1924年诞生后的前68年中，冬奥会总是与夏奥运会同年举办，这导致冬奥会存在感太低，赛事组委会总是抱怨无法招商，毕竟赞助商总是更青睐夏季奥运会。于是在1986年国际奥委会终于决定从1994年起，冬奥会不在与夏奥会同年举办。但即便如此，冬奥会仍然生存在夏奥会的阴影中。

众所周知，国际奥委会的“宪法”《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四年为一个奥运周期，夏季奥运会必须在奥运周期的第一年举办。至于冬奥会，在单飞后则是放在奥运周期的第三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四年奥运会周期都被称为夏奥会的奥运周期，这固然是遵循古希腊“奥林匹亚德”的传统文化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夏奥会确实影响力巨大，冬奥会在这一周期内无论是市场开发还是品牌推广都会生存在夏奥会的阴影之下。近年来，虽然国际奥委会也开始提出所谓的冬奥会周期，但效果并不明显。

基于此，营销界普遍认为，在为期四年的奥运周期中，夏奥会营销具有虹吸效应，会抽走所有营销注意力，甚至抵消相邻冬奥会营销的力度。所以，业内认为，夏奥会真正的有效营销周期可以达到四年甚至更久，而冬奥的有效营销周期最多只有两年。

具体到东京奥运会，无论是赛事的品牌推广还是赞助商的宣传营销，其有效营销周期都可以涵盖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结束直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当年年底，而北京冬奥组委的市场开发授权周期长达八年（2017年——2024年），但事实上，留给北京冬奥会赞助商真正的有效营销时间其实只有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到2022年冬奥会结束这段时间，而后续则会被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所“侵占”。

鉴于北京冬奥会是在2022年2月4日-20日举办，而2月4日则是农历大年初五，和2021年的“尾巴”直接相连。满打满算，从原定的东京奥运会结束到北京冬奥会结束，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而如今东京奥运会延迟到2021年举办，这会进一步蚕食北京冬奥会赞助商的有效营销时间，如果东京奥运会在2021年八月结束，那么留给北京东奥组委的赞助商们的宣传营销周期其实只剩下了半年的时间。

面对这种尴尬，国际奥委会的TOP赞助商固然可以不在乎这一点，但北京冬奥组委自行招募的官方合作伙伴（10家）、官方赞助商（8家）、官方独家供应商（5家）、官方供应商（2家）这四大级别25家赞助商却均会在实操层面上受到影响。毕竟，当所有人都在2021年热议东京奥运会时，你即便卖力传播2022年冬奥会营销方案，其传播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被夏奥会的热度直接覆盖。北京冬奥赞助商的营销效果受到限制看似是隐性问题，但却动摇了现行奥运会的市场开发计划的合法合理性，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值得各方重视。

中国军团两大困扰：老将再增一岁状态存疑 国家队赞助合同需延期

东京奥运会延期，除了对中国本土要举办的赛事带来协调困难外，还可能会对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竞技状态和市场开发两大层面带来隐患。首先，在竞技体育中，30岁往往是一道槛，过了30岁竞技状态就容易走下坡路，中国一些年过30的老将会不会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在明年的竞技状态出现下滑呢？并且，目前多个夺金夺牌项目的主力选手中不乏这个年龄阶段的老将；至于赞助商层面，很多志在奥运营销的赞助商原本只与夺金热门的国家队签约一年，到2020年底就要到期，现在需要尽快解决合同延期的问题。

在中国这批顶级国家队选手中，不乏一批“高龄”选手，比如竞走世界冠军刘虹明年将34岁、中国女排的颜妮将34岁、女排主力二传丁霞将31岁、男乒大满贯选手马龙明年将33岁、铅球世界冠军巩立姣则将32岁、“百米飞人”苏炳添则将32岁、女乒世界冠军刘诗雯则将30岁、蹦床奥运冠军董栋将32岁……作为各自项目的“高龄”运动员，这些原本所向披靡的选手在年长一岁后，其夺金夺牌把握不如今年大是可以理解的。

诚然，所有奥运选手都必须要面对东京奥运会延迟、自身年龄增长一岁的问题，甚至诸如其他国家的U23男足还要面临奥运超龄的问题，但作为正处于新老交替瓶颈阶段的中国奥运代表团自有其特殊难处。众所周知，里约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仅”斩获26块金牌，创下2000年奥运会以来的新低，这也折射出中国竞技人才进入低谷期，而体育人才培养周期又格外漫长。

过去乒、羽、跳水、举重、射击、体操这六大项目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夺金夺牌的主要来源，但如今即便是羽毛球、体操这些过往的中国传统夺金夺牌项目，也不得不面临人才凋零、后继乏人的困境。前段时间，在全英公开赛上，已经37岁、已四次征战奥运会的老将林丹为了争夺奥运资格仍不得不勉力出战的一幕就是这种人才困境的折射。后继人才乏力，多个重要项目只能靠老将发挥余热，在这种情况下，东京奥运会再延迟一年举办，这种困难程度恐怕要超出外界的想象。

刘虹

除了竞技层面的压力外，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商务开发也可能因为东京奥运推迟而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合同修订程序。很多项目的国家队赞助商都是奔着东京奥运会的营销热点而来，所以签的也都是到2020年底到期的赞助合同，如今东京奥运会延期，这些合同势必也要进行修改。要么明年不再继续支付赞助费用，要么就将此前分期支付的赞助费用先退款，然后明年重新再签约付款。

在一众国家队中，除了没有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中国U23男足和中国男篮外，其余市场开发成果突出的无一例外都是夺金夺牌大热门队伍。在这其中，中国女排堪称最受赞助商追捧的国家队，截止2020年3月，中国女排的赞助商共计已达20家，其中官方合作伙伴5家：太平洋保险（保险）、联想（电脑）、腾讯体育、腾讯新闻（媒体）、红旗（汽车）；官方赞助商7家：光明乳业（乳制品）、阿迪达斯（服装）、海尔（空调）、惠达卫浴（卫浴）、慕思（寝具）、福临门（粮油）、贝壳找房；官方供应商8家：金锣（火腿肠）、颜如玉（保健食品）、德意（油烟机、燃气灶、集成灶等全系电器）、美陶（瓷砖）、水清清（东北大米）、百岁山（饮用水）、索菲亚（家居）、雅迪（电动车）。

除了中国女排之外，国乒、田径、游泳、跳水等国家队的市场开发成果都非常喜人，今年的赞助商数量普遍比非奥运年多了一倍。这其中不乏一些短期签约的赞助商，而这些合同如何延期执行，同样也是一道法务难题。

幸运的是，中国奥委会层面目前并不需要承担类似的商务开发压力，自然也无需为此烦心。如你所知，在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后，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中国奥委会已经将自己的奥运市场开发权益全部让渡给了北京冬奥组委，由北京冬奥组委统一进行联合开发，为期八年（2017年——2024年）。在这八年中，凡是涉及到奥运营销的，全都由北京冬奥组委负责签约，中国奥委会在过去几届奥运会的一众合作伙伴，比如伊利、安踏等知名品牌此前已与北京冬奥组委签约。换言之，北京冬奥组委招募的官方合作伙伴这一级别的赞助商也同时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征战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时的赞助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