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无法治愈一切——写在慕尼黑奥运会恐怖袭击事件发生50年后

“墙上满是骨头碎片，他是头部中弹的”

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汉斯-沃克听到直升机旋翼的声音，仍然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感觉。噪音会让他回想起1972年9月6日的那个夜晚。

当时，汉斯-沃克是一名年轻的德国国防军士兵，驻扎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他当时正在塔台上夜班，负责帮助飞行员完成起降。这位21岁的年轻人一直盯着电视在看新闻，想要了解发生在慕尼黑奥运村（奥运村距离他仅有20公里的距离）里的戏剧性事件。

当天上午，极端武装组织“黑色九月”（巴勒斯坦激进派组织）的成员闯入了以色列奥运代表团的驻地，枪杀了举重运动员尤瑟夫-罗马诺和摔跤教练默切-温伯格，并绑架了另外9名以色列奥运代表团成员。

当晚，8名袭击者带着9名人质登上了两架直升机。他们要求以色列和德国政府释放大量在押人员，但这一要求并未成功。经过数小时的谈判，时任德国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承诺，劫持者可以安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他向他们保证，直升机会将他们送至黎姆机场，一架客机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然而，联邦边境警卫队的飞行员却将他们送到了位于菲尔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县的联邦国防军空军基地。汉斯-沃克回忆说，他看到了直升机在晚上10点半左右低空掠过，降落在他一楼办公室的窗户前。

警方的计划是让狙击手迅速击毙“黑色九月”的袭击者，并解救人质。但是，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劫持者用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还击，而德国警方缺乏统一的协调指挥。此前，解救人质从来都不是德国警方训练的一部分，而在解救过程中，警察之间也没有无线电联络，因此一些人甚至遭到了同事的袭击。

汉斯-沃克在他当年办公地方

汉斯-沃克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被告知劫持者和人质将来到他们的空军基地。“我们参与其中，就是因为恰巧那个时间点我们在那里。我们刚刚下了夜班，没有人事先告知我们任何事情。”汉斯-沃克说。

当子弹呼啸着穿过空气时，汉斯-沃克躲在房间角落的暖气片旁。就在他办公室几英尺远的地方，一名警察被流弹击中殒命。“安东-弗莱格鲍尔就是在那儿被击中的。他躺在地上，墙上满是骨头碎片，他是头部中弹的。”汉斯-沃克说。

阵阵炮火回荡在空军基地的上空，一直持续到午夜。然后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一名袭击者向其中一架直升机投掷了一枚手榴弹，人质们仍被绑在直升机里。当菲尔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县迎来黎明破晓时，除了警察安东-弗莱格鲍尔，还有5名劫持者被击毙，而以色列人质无一生还。

“这不是一场梦，而是纯粹的现实”

伊拉娜-罗马诺那间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寓仿佛时间静止了，黑白照片散落在客厅四周，家具是上世纪70年代典型的以色列家具样式，只有彩色的平板电视在提醒人们现在是2022年。在很多方面，这些没有色彩的装饰成了伊拉娜-罗马诺和安吉-斯皮策生活的象征。

她们的丈夫都在1972年慕尼黑恐怖袭击中被谋杀了。袭击发生时，她们都是26岁的年轻母亲。安吉-斯皮策的第一个孩子在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刚刚降生。

“早上7点，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伊拉娜-罗马诺回忆说。敲门者是她的邻居，让她打开收音机，“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

在尤瑟夫-罗马诺出发前往慕尼黑之前，他了解妻子的担忧，并安抚了她。“当德国人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会做得很完美。”伊拉娜-罗马诺转述了丈夫当时劝慰的言语。

当天晚些时候，她得知自己的丈夫被扣押为人质。到了晚上7点，有人再次敲响了她家的门，告诉她尤瑟夫是此次恐怖袭击中的第二名遇难者。“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场梦。这不是一场梦，而是纯粹的现实。”即便在50年之后，当她回想起这句话时，脸上仍然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当伊拉娜-罗马诺在特拉维夫的家中得知丈夫被谋杀时，安吉-斯皮策正在她的故乡荷兰。她的丈夫、击剑教练安德烈-斯皮策一直都待在慕尼黑奥运村里。

安德烈-斯皮策

“在带着孩子去见我父母之前，我去慕尼黑待了两周看望安德烈。我们刚刚结婚一年零三个月，我们非常相爱，一刻都不想分开。”安吉-斯皮策平静地讲述着这段往事。

由于他们的孩子生病了，安德烈临时去了荷兰探视，然后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回到了奥运村。“我父母早上7点把我叫醒，告诉我发生了袭击。”几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人质之一。安吉还是见到了丈夫的最后一面，因为他是通过一扇窗户与德国当局进行对话的以色列人质之一。这个场景被全世界数百万人看到了。

“我告诉我的父母，安德烈一有空就会给我电话的。这个电话从来没有来过。”凌晨3点15分，她得到消息：所有以色列人质都被谋杀了。

“我记得当我回到慕尼黑的时候，去往奥运村的路上，我看到了运动员们在马路两旁进行训练，就好像他们奥林匹克大家庭的11名成员没有被谋杀一样。这是可怕的。”安吉-斯皮策说。

“如果有人说时间能治愈一切，让我告诉你：它不能”

慕尼黑奥运会意在向全世界展示德国友好的一面。它本应成为一场“和平的盛典”，当时距离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奥运会已经过去36年，二战已经结束27年。在二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

但是在和平时期，犹太人再次在德国的领土上被杀害了——而德国政府未能保护好他们。

在仅仅暂停了一天，并举行了葬礼之后，慕尼黑奥运会的比赛继续进行。政客和警察都没有对解救行动的失败表示歉意。没有成立调查委员会，没有人为这次失败的救援行动负责，也没有人为拒绝了以色列专家提供的帮助而负责。

遇难者的家属们，也开始了为期数十年的漫长索赔之旅。慕尼黑恐怖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安吉与伊拉娜见面了，并知道了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想知道真相。”安吉-斯皮策说。

伊拉娜-罗马诺和安吉-斯皮策

从此之后，这两人成为了遇难者家属与德国政府在家属死亡赔偿问题上的矛盾的象征。两人都不相信德国当局提供的解释，也不准备听之任之。

半个世纪以来，她们花大量时间收集信息，接受媒体的访问，试图去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并要求获得她们认为德国政府为错误行为必须埋单的合理赔偿。

她们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进行公共活动的经验，但她们有一种被证明更为强大的东西——“彼此”。

她们所抗衡的是两个强大的组织——德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IOC）。他们要求公开巴伐利亚州（慕尼黑所在的州）和德国政府的相关档案，以查明发生了什么，获得相应赔偿，并确保国际奥委会承认并记住这些遇难者。

从一个法庭跳到另一个法庭， 从一个政客跳到另一个政客，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德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交给遇难者家属的一份文件显示，德国政府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并列出了向遇难者家属赔偿的最新提议：在已经支付了460万欧元的基础上，再支付540万欧元。这些家庭希望每个遇害者再获得900万欧元的赔偿。

这个数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慕尼黑恐怖袭击中幸存的劫持者是在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劫持后获释的。劫机者要求释放他们，以交换他们所劫持的人质。慕尼黑恐怖袭击的策划者阿布-达乌德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德国曾向他的组织提供900万美元（约合901万欧元），要求他们劫持一家汉莎航空的飞机，并要求释放参与慕尼黑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然而，德国方面否认与恐怖分子有过合作。

“德国政府折磨了我们50年。他们从未停止撒谎和羞辱我们。我们只想知道我丈夫和其他人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安吉-斯皮策说。

伊拉娜和安吉都知道，德国有些人会说，她们的坚持是因为贪婪。“钱就是钱，但德国对我们所做的远远不止是钱的问题。”伊拉娜说。

她说，更具体而言，这些受害者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而这些父亲们又是家庭的顶梁柱。“我们一直解释说，尽管杀害他们父亲的恐怖组织对这次袭击负责，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很高兴，在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

去年，她们的抗争取得了积极进展，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以个人的名义邀请她们参加东京奥运会。

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人们首次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从而结束了遇难者家属49年来争取官方认可的努力。

“在49年的写作、交谈和各地旅行之后，我们突然看到日本天皇和法国总统纪念我们的亲人，数百万人在家观看。”安吉说，这对她和伊拉娜来说，是一个“梦想”，她们感谢巴赫在她们活着的时候，让她们有机会体验到这一刻。

两周前，她们争取正义和赔偿的斗争又取得了巨大进步。德国政府与遇难者遗属达成了赔偿协议。该协议包括成立一个德国以色列研究委员会（其将重新调查导致11名以色列人丧生的事件），以及由德国政府、巴伐利亚州政府和慕尼黑市政府进行相应补偿（此次赔偿总金额2800万欧元，其中约2000万欧元由德国政府支付，其余由巴伐利亚州和慕尼黑市政府支付）。

在恐怖袭击事件50周年纪念日前被问及感受时，伊拉娜-罗马诺坦言，疼痛与袭击后几天一样强烈，“如果有人说时间能治愈一切，让我告诉你：它不能。”

安吉-斯皮策则表示：“49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赔偿和认可而斗争。这是超现实的感觉。”

她们对抗的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政府，她们的举动令人钦佩，但最重要的是她们的友谊。“她倒下的时候我扶她，我倒下的时候，她也扶我。遇见安吉是我能拥有的最大幸运。”伊拉娜-罗马诺说。

“许多目击者现在才站出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可以谈论这件事”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一切都是混乱的，这种状况持续了漫长的过程。

汉斯-沃克希望在恐怖袭击后尽快恢复日常工作。他回忆说，当直升机的残骸还在塔台前的停机坪上时，飞行操作就已经重新开始了。他没有接受任何心理辅导，当时的医生甚至建议他喝一杯干邑白兰地来应对这种震惊。

巴伐利亚州相关事务专员路德维希-斯宾勒说，几十年来，目击者、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几乎被当作讨厌的穷亲戚对待”，“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败局，人们想要很快地忘记这件事，并尽一切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事件保持沉默，而且没有公众纪念。只有最近十年，人们才开始努力纪念和直面这一事件——例如在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设立了一座纪念碑。”

菲尔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县历史学会主席安娜-乌尔丽克-伯格海姆说:“人们试图压抑创伤性经历。”她花了数年时间寻找目击者，找到了像汉斯-沃克这样的人，“当时在场的人肯定没有办法及时消化这些事件。许多目击者现在才站出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可以谈论这件事。”

伯格海姆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只遇难者的亲属被忽视了，“50年来，官方从来没有试图问过当晚在场的人，警察、空军成员、消防员：「你们怎么样?你是如何处理这段记忆的?」”

今天，汉斯-沃克可以公开讨论那个夜晚。他可以告诉公众，如何看到安德烈-斯皮策和约瑟夫-古特弗罗伊德的尸体在直升机上，以及他们被绑在座位上的情形。他没有设法与受害者的亲属联系，因为担心给对方带来额外的伤害。但如果有人接近他，那就另当别论了。即使在慕尼黑大屠杀发生50年后，他仍觉得可能还有很多话需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