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7万人票房纪录背后，提振消费的“解绑”效应

赛事应当被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来打造。

《共同体》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联合体育大生意推出的体育商业主题对话节目，以“求同存异，聊聊大家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为口号，每周一期，逢周五晚上10:00于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栏目期间播出。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18强赛)C组第8轮焦点之战，中国队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澳大利亚队。本场比赛，共有70588名观众现场观战，创下中国足坛历史上座纪录。

在这背后，有一个打破惯例的支持，本场比赛实际放票的比例接近九成，一般非日常的大型活动，惯例是八成。那么，更多的可售票的数量对赛事经济的爆发有哪些影响呢？

4月10号，第190期节目，讨论中国体育市场的票房经济。参与的“闲话者”是中国之声记者张闻，票者说科普专栏主理人柳云天，体育大生意大湾区产业总监谭力文。

本文为本期节目精华内容摘录。

体育赛事解绑提振消费与经济影响

张闻：首先想请柳总给我们科普一下大型赛事演出放票比例的惯例是怎么样去制定的？

柳云天：国内的票务工作目前主导的单位是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公安部，负责关于票务、现场演出活动的整体规范和制度的制定。很遗憾体育总局没有加入到这个体系和过程中，因为演出和体育赛事还是有差别的。

在通常的演出和赛事，会有防障票和定位票。防障票顾名思义就是需要空出部分看台，以便赛事或演出现场出现紧急情况，观众向这些空旷的看台疏散。通常防障票和定位票加共计是总座位数的20%。

比如说场馆座位数为10万，那理论上可以对外售卖的票通常是80%，也就是8万，但通一般来说这80%是可以适当调整的。杭州这次，可以说创下先例了，官方座位数量是80800，赛时总计观众数为70588，已经达到整个场馆的87%点多一点，是一个比较罕见的。

张闻：其实这个罕见的情况的背后，是因为三月份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文件出台，叫做《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方案规定，为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体育赛事和各种大型的群众性活动，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可以提高发售门票的数量。不少人认为这是体育赛事市场打破惯例，扩大票务收入解绑的一个标志。因为不只是大莲花创下新纪录，前几天的中超比赛，大连英博队主场也涌进了六万多的观众，这个数量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想请力文和柳总能不能分别从目前体育消费市场的状态和赛事票务业发展的角度去探讨一下这个解绑的背景是什么呢？

谭力文：现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相关部门部门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体育赛事去提振消费，助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过去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体育赛事为一个城市或整个社会创造的经济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以马拉松为例，马拉松赛事的报名人数通常限制在2万3万人。但是足球比赛，特别是国足的比赛，对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带动效果不是一场马拉松能够媲美的。票务数量解绑，让更多的观众入场以带动消费，是一定是能够给体育产业带来不俗的推动作用的。

柳云天：这个文件下发实际上是政府看到了过去的一年里，演出和赛事在提振经济和促进消费的方面的关键作用。

之前文旅部大力提倡“跟着赛事去旅游”的体验方式，就是以赛事或演唱会经济来主导和带动区域性消费，效果非常明显，据统计，2024年演出市场的经济规模已经接近900亿。近日也有针对美国演出市场的相关数据统计，大概是1300多亿美金的规模，同时带动了100万人次的就业。

体育场馆的多用途利用与经济效益

张闻：所谓文体不分家，除了体育赛事之外，很多的文化演出也是在体育场馆内举行，但对于观众数量的开放程度，二者还是存在区别。以香港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为例，它的体育赛事开放观众数量是5万人，文艺演出只开放3.5万人。这是不是反映出赛事和文艺演出之间票务特性的差异？国内对赛事和演出开票的政策是不是也有区别？

柳云天：通常文艺演出和赛事对于场馆的利用是不一样的。国内的大型文艺演出，一般用三面台的方式，整个场馆有大概1/3的看台是不能用的。三面台通常会在内场搭建部分座椅，但内场座椅同时也要考虑到防障和定位。在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下，政策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还是比较强的。

张闻：仅从个人观感来看，增加10%好像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您认为扩大可售票的数量，可以为赛事增加多少效益呢？

柳云天：这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以杭州这场比赛为例，10%就是8000人，如果按均价计算，将会增加一笔可观的票房收入。而从赛事整体出发，就不是单以票价来衡量，这对衣食住行以及相关衍生品或旅游消费也具有带动作用，这部分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扩大10%的可售票数量，对赛事而言并不只是简单地增加10%票房。

谭力文：以在上海举办的F1中国大奖赛为例，今年售票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万多。赛事第一天去官方商店，周边服装等许多不同款式的商品，全码数都还有货。等到决赛日，商品基本已经售罄。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赛事收入。一万人对周边商品和餐饮等方面的消费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可观的。赛场外的收入则是更庞大的数目，多出来的那1万人可能撬动的经济，远远比一万张门票的总价要高的多。

张闻：不同级别的赛事，对于观众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三年前，采访浙江俱乐部管理层的时候，对方曾透露当时的票房情况不太乐观。除去主场变更导致球迷观赛不便的因素外，据他们在浙江做足球俱乐部多年的观察，浙江人对于看足球的兴趣并没有那么高。许多浙江的朋友也表示赞同。

但是当关乎国足出线形势的世界杯预选赛落地杭州时，大家买票的热情却出乎我的意料的。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这次采访是在2022年，三年过去，大家对于体育演出消费的观念有了变化。第二是非日常大型赛事的人群聚集效应和日常赛事不太一样。柳总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柳云天：从票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其实卖票实际上是卖观览权证，即观众对这个赛事的观看权益证件。像国家队比赛的这种赛事IP甚至包括此前的类似于阿根廷对于澳大利亚友谊赛的赛事IP，外地观众的数量占比是比较高的。以2024乒超总决赛为例，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以外的观众占比达到8成。联赛的常规赛事存在地缘效应，比如北京国安以北京本地球迷为主，浙江队以杭州本地球迷为主的。赛事IP性质的不同，产生的价值也会不一样。客观来说国内的常规赛事的比赛日，除了门票以外，现场餐饮以及其他活动的消费相对话说比较少，我们也希望这部分能多和国际接轨，把赛时消费做得更好。

张闻：其实各地好像都在尝试做一些小的突破，或者跟国际的接轨。比如天津的泰达球场，在今年的match day（比赛日）的消费服务里面就包括在现场售卖啤酒，这个在国内的体育比赛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国外看球，就会发现啤酒对于俱乐部或周边的商家来说，是比赛日非常重要的消费收入来源。在很多方面，我们的边界都在不断地往外拓展，致力于通过体育比赛带动周边消费，这个是目前大家最想要齐心协力去干的事。但无论是卖啤酒，还是更加开放的观众入场数量，都对安保和后勤有着非常大的、新的挑战。

俱乐部赛事的观众体验与市场活力提升

张闻：这次在杭州的国足世预赛，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在如此庞大的球迷数量下，赛前赛后的交通疏导都非常流畅，效率极高。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后勤和安保在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这种边界的时候，其实也会有面临新的挑战。

柳云天：赛事安全、活动安全是票务以及赛事工作的生命线，这就就对赛事主办方和安保人员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杭州的这场世预赛，我相信主办方和安保人员在许多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准备，例如对公共交通的安排、私家车量的安排、观众导览的指引、快速撤退路线安排等等。

杭州世预赛的第二天，我和之前杭州亚组委的同事聊天时说，其实杭州在亚运会以后，这个城市的活力和体育消费热情被点燃了，同时体育赛事的承办能力以及政府的担当和政府的灵活性都得到了激发。

张闻：为什么杭州能够做到快速的去疏散观众？很重要的是杭州本身已经在打造智慧城市。在比赛日交通出行、进场效率等方面都实现了智能化，这是城市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刚才提及安保话题，当比赛容纳的观众越来越多，着意味着你的安保和后勤会有新的挑战，但同时是否也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机会呢？

谭力文：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机会。入场观众数量增加，那主办方可能就需要设置更多的检票口，安排更多的检票人员。除此之外，餐饮售卖区也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以应对更多观众带来的更大的餐饮需求。

张闻：两位觉得，有没有相关红利能够传递到俱乐部赛事的层面。据中足联发布的一些战报，中超今年的前三轮的票房相当的可观。刚才也提到，梭鱼湾球场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有六万多球迷到场观赛。

柳云天：观众数量在增加的同时，也对赛事的服务提出更高要求。以前的赛事更多注重于竞赛，近些年国内新建了很多专业球场，当硬件设施水平逐步提升，我们的服务理念也在作出改变。不仅要提升赛事本身的精彩程度，也应当提升办赛过程中的服务意识，甚至赛事包装能力，将比赛现场做成一个秀，而不是简单的一场球赛。

张闻：那应该怎么去吸引更多的观众去走进球场呢？

柳云天：在英国这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这么多俱乐部在争抢球迷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心思。目前在我们的体育市场对于赛事IP的运营、赛事的经济投入和品牌塑造以及和整个城市文化的关联，其实远远还不够的。整体上大家并没把这个赛事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来打造，只是在说赛事本身，所以其实它启动的会慢。

张闻：提高可售票的数量，确实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赛事的收入，但在这背后，提升的观赛体验以更好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可能才是激发和释放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