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烂亚运？中国队自费住酒店，泰国队机场打地铺，印度最惨

距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只剩两天，中部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里却看不到东道主应有的迎宾气象。9月16日中午12时15分，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及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射击、武术等队伍约241人准时降落，按计划应在机场交通中心乘坐官方大巴前往各自住地。然而直到下午5时左右，乒乓球、武术、赛艇队的部分人员才等到车辆，体操队更是拖到傍晚6时左右才离开机场，从落地到上车，整整耗去了近6个小时。

问题出在组委会的信息登记系统上。中国体操队21人的队伍，只有2人的信息能在系统里正常显示，其余19人在系统中“查无此人”，大巴自然无法调配。印度赛艇队教练在现场告诉记者，队伍上午10点左右落地，在交通中心等了4个多小时仍无法离开，原因同样是系统查不到运动员信息。现场志愿者坦言“可能一环没扣上一环”，但具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等待期间，中国运动员不得不在机场就地铺开瑜伽垫、拿出泡沫轴进行体能维持，而现场只提供饮用水，没有任何食品供应。有运动员苦笑着说：“这些事情，比比赛更难。”

中国羽毛球队没有继续等待。接驳大巴迟迟不来，他们先尝试乘坐公共机场大巴，但车票数量不足，部分队员先行离开后，其余人员在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帮助下联系当地侨胞租车，自行承担费用，直到下午4时30分左右才全员离开机场。

其他代表团的处境更加窘迫。印度赛艇队第一批人员于日本时间当天早上8时左右抵达名古屋，9时左右到达停靠在金城码头的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但一直等到傍晚6时30分仍未能办理入住，承诺分配的住宿始终没有着落。

一名印度赛艇队员向印度媒体表示，飞行超过10个小时后，他们只能靠从国内带来的食物勉强维持，现场只提供饮用水，而9月19日他们就要开启比赛。泰国藤球队的遭遇更为极端，队伍15日晚从曼谷出发，落地后先卡在机场交通中心，抵达邮轮后又因组委会忘记将藤球运动员资料提交至住宿系统而无法办理房卡，前后折腾约24小时，部分队员只能在机场大厅和邮轮大堂铺地休息。

即便那些顺利入住的代表团也未能省心。中国乒乓球队入住邮轮后，部分房间出现马桶漏水和备品不全的问题，男队一度因船票和系统问题无法办理房卡。

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式临时住房，洗手池漏水、地面积水，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躺在床上连腿都伸不直。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直言：“根据我的经验，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菲律宾奥委会也证实，由于房间数量远低于此前约定的配额，部分教练和随队官员被迫自行在网络平台上预订民宿救急。这些场外乱象的根源，并非某个环节的偶发失误，而是组委会在筹备阶段一系列决策连锁失误的结果。

最核心的矛盾在于预算失控与参赛人数误判的双重夹击。2016年申办时，名古屋提出的办赛预算为850亿日元，但受通货膨胀、建材和人力成本暴涨以及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实际总开支已飙升至约2980亿日元，是最初规划的三倍以上。

为了控制成本，组委会做出了一个在综合性国际运动会历史上罕见的决定，放弃修建传统运动员村。原本规划在名古屋赛马场旧址新建可容纳1.5万人的亚运村，预估经费约300亿日元，但造价很快暴增至600亿日元，组委会最终在2023年搁置了这一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邮轮+集装箱+分散酒店”的临时住宿方案：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停靠金城码头充当“海上亚运村”，可容纳4000至5000人；花园码头搭建约200栋集装箱式临时住房，预计容纳约2000人。

如果仅仅是住宿形式的改变，或许还不至于酿成如此严重的混乱。更大的问题出在人数预估上。组委会原本按1.5万人的承载上限编制预算和安排住宿，但亚奥理事会最终公布的注册运动员和官员总数超过1.7万人，多出的2000多人让邮轮、集装箱和酒店三方的住宿资源同时吃紧。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在赛前的记者会上直言：“我们接待不了这么多人。现实层面已经没有可供他们居住的场地。”亚奥理事会只能通过削减教练和工作人员名额的方式来缓解接待压力，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数预估的失误与住宿方案的先天不足叠加在一起，直接导致了入住环节的全面拥堵。而组委会的IT系统故障则成为压垮接驳保障的最后一根稻草。中部国际机场的电脑及数据库系统发生严重故障，无法在系统中查询到运动员名册，导致接驳车辆无法按计划调配。中国体操队21人只有2人信息正常，泰国藤球队全团信息缺失，都是同一个系统问题的不同表现。现场工作人员面对各国代表团的反复询问，给出的回答始终是“不知道具体原因”和“耐心等候”。

面对各国代表团的强烈不满，组委会与亚奥理事会此前发表的联合声明称“所有完成注册人员均已获得符合赛事标准的住宿”，但现实与声明的差距显而易见。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45个国家奥委会代表集体对住宿条件表达了强烈不满。环球时报对此发表评论指出，节俭办赛无可厚非，但节俭不等于寒酸，当运动员连一张能伸直腿的床都睡不上，主办方实在有失基本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