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足坛扫黑往事 黑哨疑云让救赎无疾而终
2009年04月07日 14:40北京日报 】 【打印已有评论0

司法难入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李书福和宋卫平显然还保留了更多的内幕。一张薄薄的白纸,几个裁判的名字,几个中间人的单方面证词,十分单薄。

也不能再强求更多了。尽管宋李二人都铿锵地放话说“什么都不怕,该坐牢就坐牢,该枪毙就枪毙”,但是,无论换了谁,也都会留几分余地。

在交出名单的那天,十多名法学专家在杭州开了一个研讨会。如果说,来自媒体和俱乐部的“揭黑”是充满激情的,那么,法学界的讨论,更多则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商榷司法如何介入。

但是,讨论结果并不让人感到乐观——中国足协的性质模糊。如果足协是“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机构,对裁判的处理就能适用《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但是,足协只是一个社会团体,没有国家行政权力。足球运动算不算公共事务?裁判执哨比赛算不算从事“公务行为”?这些疑惑,都给司法介入带来了困难。另外,在《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裁判显然不是公司企业人员,但是,如果说这些吹职业联赛的人是国家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太对劲。

显然,面对刚刚职业化不久的中国足球,法律出现了空白区。

媒体一再催促足协把证据移交给司法机关,但迟迟得不到回音。足球圈里有人议论,足协的角色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从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收取黑钱俨然成了联赛中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涉及到的决不只是一两个裁判和一两家俱乐部。如果足协移交证据,万一导致整个职业足球体系的崩盘,这一责任是他们万万承担不起的。

杨明不信这个邪。他自己跑到了北京市检察院,想以举报人的身份交这份材料。结果,举报中心仔细看了他交来的东西,并不接收。“这些在法律层面上只能作为线索,根本不能称之为证据。”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他,“另外,如果裁判不算国家工作人员,这事就根本不归检察院管。”

宋李两人也不打算把名单主动交到司法机关。他们给出了一模一样的解释:如果名单公布,舆论的焦点就会聚集在几个裁判身上,但是,这几个裁判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事情,僵在了原地。

迷离难行

1月28日,上海中远队一纸诉状,把辽宁《球报》告上了法庭。中远队表示,《球报》的不实报道损害了中远队的名誉权,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20万元损失费。

这场官司的缘起,是一个突然冒出头来的“中间人”。

这个名叫简擎的人找到宋卫平,声称他曾受上海中远队的委托,给绿城队的球员夏青送过5万块钱。另外,他还知道中远向一名北京籍裁判行贿30万元,手里握有当时的汇票复印件。

和简擎聊完,宋卫平觉得这个人的话里有很多疑点。比如,在他声称收买夏青的那场比赛中,夏青赛前就已经受伤,为何要收买一个铁定不能上场的人?再比如,夏青多次表示要和这个“中间人”当面对质,但总是被拒绝。因此,宋卫平向媒体建议先不要披露这个消息。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宋卫平那样谨慎。不少正发愁事件毫无进展的媒体如获至宝,《球报》就是其中一家。

而后,简擎的说法不断受到质疑。他提供的汇票复印件疑点重重。不仅填写方式与通常的汇票不符,在北京工商部门,更是压根儿找不到汇票上所提到的那个公司的名字,账号也是假的。

综合种种,只能得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简擎只是个想出风头的骗子。

上海中远队不干了。他们选择了将《球报》告上法庭。事实上,如果中远选择其他任何一家曾根据简擎的口径发稿的媒体,都是一告一个准。

4月2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要求《球报》在头版刊登道歉声明,但驳回了中远队要求经济损失的索赔要求。

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从中远队递交诉状的那天起,所有法学专家都表示,中远队的胜算非常大。

这一事件无疑是对裁判一方无声的支持。几名被媒体指责涉嫌吹黑哨的裁判纷纷向媒体或宋卫平、李书福发来律师函。如果他们以诽谤罪或侵害名誉权的理由告上法庭,同样胜算很高。

有媒体不甘心,找来甲B最后几场问题赛事的录像,和足坛专家、球员、资深记者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看。最终,也得到了令人泄气的结论——尽管比赛结果离奇,过程充满争议,但是,根据比赛录像根本无法确认哪一幕是假球,哪一幕是黑哨。

足球场上从来就不缺少巧合和奇迹。这本是足球运动最大的魅力之一,现在却成了取证的难题。例如,上海中远对广州吉利这场比赛中,根据录像中几个摄像机的不同角度,有的显示马克处在越位位置,有的则显示这个进球是个有效好球。再比如,尽管长春亚泰最后六分钟连进两球,最终以一个净胜球险胜的结果如同一篇神话,但是从比赛过程上,只能认定为有争议,却不可能明确地找出什么问题来。

此前被认为是“黑哨”的判罚,仔细推敲之下也被证明立不住脚。裁判本就具有一定的执法尺度。那些“黑哨”行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有争议的判罚,并没有明显超出裁判的执法界限。话说回来,一些国际顶级赛事还都会出现有争议的判罚情况,何况水平不高的国内联赛呢?裁判们完全可以用“个人能力不足”来解释这些争议判罚。

1月23日,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的一番表态让在座不少记者都吃了一惊。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这无疑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大相径庭。

无奈的是,这番看似荒谬的表态,却几乎是足协能够做的惟一抉择。

春节过后,中国国家队就要开始集训。这支44年来第一次冲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寄寓了亿万球迷多年的期望。再过两个月,联赛也要开幕。“黑哨”一事迟迟未决,将影响联赛的赛程。

坊间更有消息传出,称国际足联接到了中亚一支国家队的申请。这支球队以“反黑风暴”为由头,指责中国足球太脏太乱,中国国家队出线也有黑幕,并要求代替中国队参加2002年世界杯。而国际足联并未对这一申请当即否决。

这个无处核实的消息越传越广。曾经热情于足坛扫黑的人们开始暗地里互相提醒:“万一中国队被取消了世界杯参赛资格,你我可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大罪人。”

人们的关注度也不会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几个月迟迟不见消息,反黑舆论渐淡,媒体上不再长篇累牍,司法部门依然不见动静,宋卫平飞往澳大利亚“处理公务”,李书福、桂生悦也在南方忙生意……

反黑,从一开始的一锅沸水,逐渐变成了寡淡无味的凉白开。这一切,还有翻身的机会吗?

不是收场的收场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反黑突然得到了进展。

在1月初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培德与另外41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坛打假扫黑”的议案。全国“两会”期间,这份议案略经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组。同时,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议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打假。

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专程通报了事情的进展——2月25日,最高检下发了通知,要求依法处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确确认,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依法逮捕,提起公诉。

这一通知,可以被视为最高检针对黑哨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介入扫黑,由此不再存在技术障碍。

当司法真的介入后,人们才发现,整个扫黑斗争给司法留下的惟一突破口,仅有那四万块钱和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主人很快浮出水面——北京籍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龚建平。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羁押,同年4月17日被批捕。经审理,龚建平被确认有9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2003年,终审裁决,龚建平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同时,足协也做出了惩罚规定,对6家被认定有行贿行为的俱乐部进行罚款,禁止替俱乐部送钱的6人从事足球活动。

这是不是太重了?陈培德为此专门询问了律师,得到的回答是:“企业人员受贿37万元,按照《刑法》,10年已经是最短期限。”随后,在央视的采访中,陈培德动容地说了一句话:“龚建平绝不该是第一个,更不该是惟一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裁判。”

没料到,陈培德一语成谶。在龚建平案审结后,迟迟不见第二个“黑哨”被揪出。

过了很长时间,陈培德侧面了解到,有一份相关的调查材料被转到了足协,其中涉及17名裁判。足协对他们进行了内部处理,有的罚款,有的停赛。其中有四个人死不承认,被处以终生禁哨。

如果没有一年后的旧事重提,一个10年徒刑、17个足协内部处理,几乎可以算是这场历时两年,一度轰轰烈烈的足球打假扫黑的最终结局。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服刑期间意外病逝,年仅44岁。这使得这场风暴彻底成为一场悲剧。

人们直观地认为,龚建平的突然病逝,与他的心情郁结大有关系。他不是足坛中最黑的“黑哨”,更是当时鼓励裁判自发承认错误时惟一一个站出来反省自己的人,但是,他最终也是惟一一个锒铛入狱的人。

在龚建平入狱后,足球圈内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龚建平的忏悔信是宋卫平劝说他写的。宋卫平许诺不说出他,他就同意了。而绿城的中间人方信忠也曾经说过,龚建平收下四万元的那场比赛吹得一点问题都没有。赛后,方信忠把钱给龚建平,龚一再表示不要,是方硬塞给他的。一直拒收这四万块钱,是龚建平敢于站出来退钱的底气所在。

球迷们自发地赶到追悼会现场,不少人失声痛哭。这一幕,与一年前龚建平被抓时人们拍手称快的场面大相径庭。

在杨明看来,与那些或有或无,难以核实的猜测相比,人们对龚建平的遭遇感到不公,才是纷纷由怒斥转为祭奠的关键所在。“如果我是裁判,会不会收钱?我嘴上说不会,但心里却没把握。”杨明坦率地说,“我可能拒绝几次,几十次,但是如果大家都收,俱乐部死塞,圈子里谁都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事情,不随波逐流还可能丢了饭碗……我想我不会一直拒绝。”

从扫黑斗争轰轰烈烈的开场而起,人们怀着对“黑哨”和足坛腐败的痛恨投身其中,但当这一斗争化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甚至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时,人们却发现,原本明确的对手竟然变得模糊不清。以牛刀之力处罚少数几个涉嫌裁判,而大环境依然故我。这一结局,显然是背离初衷的。

磕磕绊绊中,职业联赛又开始了。在龚建平身陷囹圄的那一年,联赛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超。不过,摆脱了“假A”谐音的中超却依然没有摆脱假球的困扰。

2004年,北京国安与大连万达先后因不满裁判判罚而扬言退出足坛,随后组织七家俱乐部联合发起“革命”,表示要自行建立监督机制,从足协手里接下联赛的监督权。中国足协由此做出了次年暂停中超升降级的决定。

利益的减少能否真的带来赛制的清洁?在这个问题依然待解之时,中超比赛锐减的吸引力已经让广告商打起了退堂鼓。球场上球迷急剧减少,最少时数万人的体育场仅有两人观战。再加上没有了升降级的悬念,2005年中超开赛以来,旧赞助商退出,迟迟没有接盘者。曾一度投资云集的职业联赛出现了无冠名的“裸奔”尴尬。

2006年,中超终于找到了一家网络电话公司IPBox作为赞助商,也重新恢复了升降级制度。但是,国家队糟糕的表现和每况愈下的联赛水平,让忠于中超联赛的球迷越来越少。

回首职业联赛中最火热的1995年,球迷彻夜排队买票,球赛场场爆满。而12年过后,球场冷冷清清,球迷不见踪影。中国足球,因何在尴尬中走完了这一个轮回?

去年11月,央视宣布全面“封杀”中超,当央视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说出“中国职业足球踢得臭,但我们不能跟着随波逐流”的话时,竟赢得了球迷的一片喝彩声。

而今,恢复在央视转播的中超已经开场了,相关部门又要加大力度治理“假赌黑”了。这次,比起2001年那次未竟的扫黑,会有所区别吗?(记者 唐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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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罗孔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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