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这事不光是谢亚龙，而且是整个足协的各个副主席都说是体育总局的指示，让郎效农去做南北分赛区的方案。郎效农拒绝做这方案。他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别以为这方案他交给足协，足协交给体育总局一批，就说过了。到时舆论一骂，体育总局不承认，会说是足协自己做的，到了足协，领导会说是郎效农干的。郎效农不写，“你们谁愿意写谁写。”这事儿一直拖，直到媒体曝光了，一直捅到体育总局高层。总局领导说: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别把屎盆子扣到体育总局头上。“这事应该与体育（总）局有关，但关系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第二年，包括谢亚龙在内的足协所有高层领导都说定了南北分赛区，开会时郎效农本人说了好多理由反对分赛区，但没用。后来他没辙了，直接就找崔大林。郎效农就把在足协说的基本观点、建议和赛程发给了崔大林。

郎效农告诉记者，他觉得谢亚龙他们说不清楚，得把一条条理由讲清楚。但谢亚龙他们讲不清楚如何协调、解决问题。郎效农给崔大林秘书发了邮件。第二天，崔大林给他打电话，说:老郎，你写的东西看了，就这样，这怎么会南北分区呢？就这样，你写的挺好的。郎效农说:“是你们体育总局下的指示要南北分区。”崔大林否认了这事:“谁说的？我给他们打电话。”当天下午，谢亚龙他们开会，谢告诉郎效农:“就按你的方案。”郎效农的方案是中超联赛不分区，照常打。

2007年11月底，谢亚龙免去郎效农的中超委员会秘书长职务，此前一年，郎效农因年龄因素辞去了联赛部主任一职。郎效农被免职，与他在南北分赛区一事上与谢亚龙对抗或有一定关系。

之后，包括秦云、马德兴、毕熙东等很多记者在内，他们问郎效农，南北分赛区到底是谁的主意。郎效农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谢亚龙和几个副主席异口同声都说是体育总局的主意，但第一年体育总局说:别把屎盆子扣到体育总局头上。第二年，崔大林也明确否认。所以谁也说不清楚。他估计，体育总局有这么个意思，但没说非得这么着。但谢亚龙他们就当指示，严格执行。另外，谢亚龙有可能没解释或解释不清南北分赛区的弊端。谢亚龙告诉郎效农:“你当我没解释？要不你解释去！”可能是谢亚龙也说了，但说服不了领导。

在这件事情上，郎效农认为，谢亚龙根本是外行，没细想过，也没接触具体工作。因此矛盾的核心点在哪，他搞不清楚，也解释不清。

“第一年谢亚龙找我干，我说一改南北分赛区，中国足球全完蛋了，我不干。第二年，谢亚龙又找我，我找崔大林，否定南北分赛区。最后，南北分区废了。”

体制问题，郎效农认为是阎世铎、谢亚龙们败走足协的主要原因；阎世铎、谢亚龙，有他们个人的局限性，但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找他们到足协干，就是能干的人，废物点心来了更没用。

在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下，即使有所谓的明君清官，也只能起到有限作用。

郎效农认为，报纸上登的好多东西都是胡说八道。“叉腰肌”这事，谢亚龙并没说错。是媒体恶意炒作。谢亚龙是顺嘴说女足队员腰腹能力不行，要多练叉腰肌这一动作。他本人既没有说叉腰肌不行，队员就不行；也没有说女足别的都行，就是叉腰肌不行。不过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叉腰肌成了谢亚龙的笑柄。郎效农觉得不应该，一来人不是当主要事情来说的，二来人也没说错什么，讽刺谢亚龙没意思。

“有些东西，他把自己放到了烤箱里、火炉上烤，不光是他的问题，（也是）咱们体制、体育总局的事。”郎效农曾劝过谢亚龙:你怎么能告诉教练，该这么练、那么练？谢亚龙回答说:我他妈的是第一责任人呀，跟总局签了责任状的，打板子找我呀。

郎效农回答:你是第一责任人，那你当教练吧，你能当教练，还用花多少万美元请外教吗？来了不就是听你的吗？

谢亚龙沉默了一会:你他妈的说得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