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体制将他架上去了，他是第一责任人怎么办，最起码着急啊。他说的是真心话，男足、女足，他都是第一责任人。虽然当初南勇负责国奥、杨一民负责女足，但第一责任人是谢亚龙呀。如果女足成绩差，他比杨一民更着急，因为和体育总局签军令状的是谢亚龙。”

谢亚龙是体育理论学的硕士，郎效农认为其思维方式很怪，经常人家这么看问题，他那么看，与常人的角度不一样。郎效农说这一点不能说谢亚龙不对，但就是不入群。有时别人想半天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看问题？突然他会说出一个观点。

“足球改革”是谢亚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大会小会讲了很多次，“足球深层次体制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次郎效农问谢亚龙:深层次指什么呢？对方回答:“我能说吗？你说是什么？”郎效农回答他:基本问题就是足球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发展与现行的足球管理体制不相适应，导致矛盾频生，造成大量矛盾。

当郎效农说完这个，谢亚龙大声说:你知道还问我干什么？你能说，我能说吗？我说了领导能同意吗？

到足协，他也看了很多经济学的书，要说他不懂，也不对。

郎效农评价谢亚龙说话，经常像个社会学家，有时觉得他说话完全是胡说八道，和大家的看法差异很大，感觉他钻牛角尖。郎觉得和谢亚龙相处几年，摸不透。但谢首先没什么坏心眼，脾气很直，说话直，得罪人很容易。直来直去，对足球他进了一个误区。“究意是他进了误区，还是误区误导了他？我不知道。”

“他没搞好足球，他有他自己责任，但是，要全怪他，全骂他，他显然承受不了，而且他也不应该承受。他应该负有重要责任，但不能负最基本的责任，就是体制的大弊端，还有前任给他留下的规律性惩罚。成了恶性循环，一层一层。”

记者近一个多月在北京、西安、安康等地总共采访30余人，谢亚龙工作过的七个厅局级单位北京体育大学、群体司、田管中心、体育科研所、陕西安康市、体育信息中心、足管中心等地，记者都曾去采访过，但很多人因为现在谢亚龙正在风口浪尖上，要么选择回避，要么打哈哈对付过去。

1992-1996期间，谢亚龙曾担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这是谢亚龙从事的第一个厅局级岗位。谢亚龙2005年初刚在中国足协上任时，时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何珍文接受华奥星空采访时，曾这样评价谢亚龙:“那时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头脑清楚，办事果断，是一个很有合作精神的人。”何珍文说:“谢主任原来是体育专业出身，从大专考过来后，他自己肯学习、钻研，非常敬业。后来作为副校长，他工作头脑清楚，逻辑思维很强，又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称职的好领 .。我与谢主任几乎同龄，共事时，我感觉这人性格很爽快，有什么想法，也是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何珍文当时表示:“即便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不是同事了，但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浓厚，我们都很珍视这位老朋友。”

今年10月13日上午11点，记者问询何珍文，此时他已是北体大党委副书记，他拒绝了记者采访，说:“谢亚龙现是焦点人物，他离北体大已经十多年了，当时他是我的领导，我评价他没有意义，我不接受采访，采访请找校宣传部门。”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田麦久，曾经是谢亚龙当年的导师。10月28日上午11点，当记者请他谈谈当年的谢亚龙时，田麦久教授说:“我和谢亚龙有过约定，不讲关于他以前的事情。谢业龙当初入主足协时，我没有讲他一个字，现在他的情况不太好，我也不会说半个字。”

陕西省田径管理中心副主任蔡宝森，2005年谢亚龙当足协副主席时，他称是谢亚龙的老朋友，谢亚龙在安康挂职锻炼期间，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聚会一次，而蔡宝森到北京公干，谢亚龙也会热情招待。

当时蔡宝森对谢亚龙的评价是:“有才气，言语不多，却能看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