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尼泊尔穷人，就没有卡塔尔世界杯

作者|Tariq Panja & Bhadra Sharma [纽约时报]

编译|周诗杰

沙姆布-查杜里（Shambhu Chaudhary）接下了电话，并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照片上的人。那人穿着一身暗色西装，站在那座经由浩大工程而产生的造物的中心，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一开始查杜里并没注意到这个人，但他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地点。

“这是卢塞尔体育场，”查杜里说出了这座金碧辉煌、耗资10亿美元才建成的2022世界杯主体育场的名字。“我也参与了这座球场的建造工作。”

从本月末到下个月，查杜里所参与建设的卢塞尔体育场就将正式举办世界杯足球赛。这座体育场将吸引包括足球明星、各界名流、诸国政要乃至超过十亿全球观众的目光，直到12月18日的决赛落下大幕。现年44岁的查杜里大概无法观看这场盛会了，但是如果没有数十万像他一样的移民劳工，现在的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为残酷的资本主义供需行业充当了燃料，顶着波斯湾的炎炎烈日完成了诸多的日常建设以及高危工作。靠着总计耗资达2200亿美元的相关建设，世界杯才终于得以首次落户阿拉伯世界，而劳工们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卡塔尔世界杯的准备工作也让外界的聚光灯对准了这支工人大军。在近十年内，说他们将这个国度重新勾画了一遍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但与此同时，被曝光的还包括剥削这些劳工的劳务体系。它利用和占有着他们拼命工作所换来的成果，甚至让他们之中数以千计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此事涉及的劳动力数目庞大且来源极广，以至于都很难给出具体的数字。卡塔尔世界杯的移民劳工是一个极其鲜为人知的群体，直至今日，各界对于在卡塔尔世界杯建设期间死亡的劳工总数仍无法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

一些人权组织认为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人，而卡塔尔相关主办方的官方统计则是37人（其对于死亡人数统计的限制较为严格，只有在参加与世界杯直接相关的工程项目时去世的人员被考虑在内），其中因施工意外而身亡者只有3人。不过，不管数字怎么统计，每一条生命的背后都是一个故事。

查杜里又看了看那张照片。

“我记得我看到过他的样貌——他的地位很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查杜里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手举过头顶。最终他还是认出了这个人，此人正是当今世界足坛的头号掌门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今年五月，因凡蒂诺曾因为一段言论而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当时他表示，参加世界杯场馆建设的工人们应当为自己的工作感到“有尊严且自豪”。

对此查杜里只是耸了耸肩：对他来说，这座球场只是又一栋建筑，以及又一份工作。

“对我而言，工作和钱比足球重要得多。”

“人形燃料”

尼泊尔坐落于中国和印度的“夹缝“之中，其本土工业薄弱，但渴望工作的劳动力数目很大。如果想给本届世界杯搞建设的雄心和必要性解释清楚的话，尼泊尔这个国家的背景或许是再合适不过的原因。

数十年来，尼泊尔一直难以找到能让国内大部劳动人口投入工作的重大机遇，对于那些居住在乡村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贫困、失望和生活所迫的共同作用下，每年都会有数十万尼泊尔公民背井离乡，选择出国打工。

在过去十年向卡塔尔的工地和建设岗位输送过劳工的国家之中，比尼泊尔输送人数更多的国家只有印度，而后者的人口可以说是远大于前者的。仅在2015年内，就有20.4万人获得了卡塔尔方面的劳工许可证，而那一年距离世界杯基建最为如火如荼的时候是很近的。这些人也算是当前尼泊尔人口外流大潮中的一部分，据尼方政府估计，自1994年开始统计以工作原因移民海外的国民人数以来，尼泊尔已经有超过25%的人口选择出国打工。

海外就业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卡塔尔已经是尼泊尔外出务工人员最热衷的目的地之一。

劳务输出是如今尼泊尔经济的重大命脉，因此分管移民的政府部门甚至都不止一个，而是专门配了两个。其中的一个部门叫“外国雇佣部”，其发言人克里沙-普拉萨德-布萨尔（Krishna Prasad Bhusal）表示，光是去年的一年时间内就有65万尼泊尔人因在国外获得劳务合同而离境。据尼政府的调查，这些人往各自的本国银行账户内汇回的钱款已经占了同期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一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高居第七。这位发言人表示，出国就业“在未来多年内都将会很重要。”

虽然如此，但上述的力量对比是严重失衡的，海外劳工创造出的价值实在太大，以至于该国移民劳工领域的社会活动家甚至坦承他们有时会害怕过于激进的改革，毕竟尼泊尔的邻国中也有大量穷人在与他们竞争工作岗位，以及竞争这些岗位背后能够养家糊口的金钱。

同时，尼泊尔在移民劳工上付出的代价可能也是各国之中最高昂的。据尼泊尔劳工部核对的数据，自2010年卡塔尔赢得世界杯主办权以来，已经有至少2100名尼泊尔劳工在这里死去。另外，尼泊尔工人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同期死亡人数也是很高的，如有超过3500人死于马来西亚，近3000人死于沙特，还有至少1000人死于阿联酋。

这些劳工往往是被一系列失调性疾病拖垮的，比如突发性心脏病以及一种难以解释、被当地官员称之为“环境性退化”的热量相关健康问题。虽然没有确切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疾病最终会夺去数千人的生命。此外，尼泊尔劳工近十年间自杀轻生的人数也不容小视，光在卡塔尔就有近200人。

比什瓦-拉吉-达瓦迪（Bishwa Raj Dawadi）是一名医生，供职于一个为尼泊尔劳工部检验死亡证明和移民劳工伤病的委员会。他注意到了另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工在从海湾地区回国后开始受到肾衰竭的困扰，并表示很多人都是在没有任何治疗条件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村子，其中许多人两年内便去世了。

“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们都还很年轻。”

这些死者中，占比最高的群体是20-45岁的男性，而他们之前都是在通过了政府组织的体检后才得到出国工作的许可的。外国雇佣部的官员安贾丽-什雷萨（Anjali Shrestha）表示：“这真的让人不明白，因为他们出发时的健康状况都是经过医学认证的。尼泊尔国内的人们当然也会死亡，但不会像这个样子。”

有数以百计的尼泊尔人在灵柩归国时被归类成了“自然死亡”，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尸检。

艰辛劳作

自2010年以来，在卡塔尔身亡的尼泊尔工人已经超过2100名。图表中显示了几种案例最多的死亡原因（数据来源于尼泊尔劳动部的统计）。

查杜里的身材相当魁梧，嘴唇上留着短短的小胡子。他带我们走到他住所的后面，拿出一个背包，从里边掏出了一个装着橙白两色胶囊的方形瓶子。这些药物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在沙漠地区的阳光下辛苦劳作会导致目眩和晕倒等症状，他必须每日坚持服药。“这里非常热，”他说，“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就他所知，其他人的遭遇比他还要惨得多。

24岁的桑吉-贾伊思沃（Sanju Jaiswal）和她的丈夫阿姆利什（Amrish）曾经对后者在卡塔尔得到的新工作寄予厚望。他们希望此行能够让全家时来运转。二人甚至讨论过赚了钱就搬去首都加德满都居住，这样三个孩子就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对他们来说，一个骑摩托送信的工作也足以让他们获得一条通往小目标的路了。可是在去年十月，刚刚抵达多哈五个月的阿姆利什却横遭不幸，在送一单食品类快递时被一辆汽车撞倒而亡。

用遮挡头发的披巾擦干眼泪后，贾伊思沃表示她的未来如今没有了明确的方向。她和婆家人的关系逐渐紧张，经济压力也日渐增大。当地的学校已经表示如果她不能快速结清欠下的学费，则在不久后就会暂停孩子们的学业——她的三个儿女都还不满十岁。

“对我来说，这种处境是最让人心碎的。”贾伊思沃说。与此同时，她最小的孩子扯了扯她的衣袖，希望能引起母亲的注意。

自丈夫死后，伤心欲绝的贾伊思沃已经养成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她经常在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上搜索关于其他丧亲家庭的内容和报道。

而这些东西并不难找到。

离境之路

如果观察一下尼泊尔主要国际机场的航班显示牌，你就会生动地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于出国务工的依赖程度有多高：

在上个月一个星期四的上午，就有大量的航班分别前往了迪拜、多哈、阿布扎比和吉隆坡（马来西亚首都，尼泊尔劳工除海湾各国外最重要的就业地）。登机的乘客会被分进三个通道，其一用于尼泊尔本国人，其二用于外国人，最后一条通道的标志牌上则写着“尼泊尔移民劳工”，并且是三条通道中最繁忙的一条。

32岁的比格亚-拉伊（Bigyan Rai）表示他失业前曾在电视广告行业工作，并且年轻时还当过模特。他接受采访时就站在机场的分隔线内，正准备离开自己的国度、家庭和只有10个月大的儿子。他说，由于国内的就业机会太少，且压榨弱势群体的制度体系又存在着普遍的腐败，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他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当个尼泊尔人实在是太不走运了。”

在加德满都，广告牌、墙壁和公交车上都贴满了各种在各个国家提供签证和就业安置服务的小广告，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虽然如此，但尼泊尔的乡村才是出国打工呼声最高的地方。

从很多方面来说，下面要讲的这个名为索尼加玛（Sonigama）的小村庄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的四周环绕着一排排的甘蔗和稻田，建筑基本都是用泥土和木材一同建造的。与尼泊尔其他几乎所有的小城镇和村子一样，这里愿意打工的劳动力也大多想要离开。

在这个村庄的角落，泰特里-沙尔玛（Tetri Sharma）正坐在池塘边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坡上，等待着搭乘去邻村的骑行车。她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在海湾地区工作，其中一个在卡塔尔，另一个在哪里她记不太清了。几分钟后，一个叫拉姆-普拉萨德-曼达尔（Ram Prasad Mandal）也来到了池塘边。现年55岁的曼达尔穿着一条当地人的布裙和一件沾着泥污的T恤，手里提着一根木棒，赶着一头水牛前来饮水。他说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在海湾地区，那就是他的长子乌彭德拉（Upendra），现在在迪拜当清洁工。

曼达尔表示家里确实急需用钱，现在他还没法给女儿芭比塔（Babita）凑出一份嫁妆。在这里如果没有陪嫁，女儿是没法结婚的。大儿子在迪拜每多干一天，就能多向家里寄来些钱，女儿的婚事也就能更有点眉目了。

“如果你有钱的话，男孩子们才会来向你求婚。”芭比塔的母亲这样说道，而她的女儿则站在她的身边，一直低着头。

邻居们很快聚集了过来，我们也随即听到了几个新的故事。几乎每一户村民都有出国打工的亲戚或是亲身经历。至于二者都没有的——按当地人的说法，就是完全没指望的了。

西瓦-库马尔-萨达（Shiva Kumar Sada）正是其中之一。他说，现在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让时间流逝”，这是南亚人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基本就是“无所事事”。他所拥有的唯一一份工作是用竹子编筐，这往往需要他劳作一整天，但一天挣到的钱可能就只有海湾地区务工人员的四分之一。

萨达知道国外的生活会很艰难。早在2018年他就曾去过沙特，还参与过劳工们关于欠薪的抗议活动，但事态最后以发展成军警向人群开火而告终。但当时这样的事情没有让他选择回国。他实在是不想回来，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金钱，”他用英语对我们说，同时擦了擦自己的大拇指，“还有食物。”补充了一句之后，他又做了个把手放进嘴里吃东西的姿势。

付费上岗

移民劳工基本处于雇佣链条的最低端。这根链条始于寻找工人的外国公司，后面还有招聘工人的经纪公司，负责对接他们和那些四处寻找客户的经纪人。然而，在劳工们能够得到海外的工作岗位前，他们的家庭首先必须要陷入一个更糟糕的经济环境。

为了获得一个渴求的岗位，这些未来的劳工必须先背上数千美元的债务，其年利率往往有30%以上。他们要缴纳的招聘费用一般会超过2000美元，相当于招聘机构合法收入的25倍。这意味着一个出国打工的工人在还没离开尼泊尔之前，就要失去好几个月的薪水。

和数百万其他劳工一样，查杜里除了缴纳这笔费用之外也看不到其他的出路。自他出国以来，承担的债务反而逐年升高了。五年前他本想把自己的大儿子桑托什（Santosh）也一起带来卡塔尔，但资方发现他不够法定年龄，于是他只能被强制遣返回尼泊尔，付出去的经纪人费全打水漂了。

外国雇佣部的执行总监德瓦利卡-乌普雷蒂表示，虽然尼泊尔近年来已经跟劳工所在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以限制这类费用，但实际上收效甚微。由于经纪公司的财力和与政治力量的关系，他们有能力规避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法律后果，而卡塔尔这类国家对于劳工的需求又让他们所冒的风险变得“物有所值”。此外，经纪公司方面也很少会核查自己的行为是否遵纪守法。

更无耻的诈骗行为也是存在的。在加德满都的克里什纳-马嘉尔（Krishna Magar）告诉我们，他曾在经过重重竞争后赢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位：在世界杯期间前去卡塔尔参加两个月的安保工作。他被告知签证和机票都由资方负责，但等到即将离境时，一个尼泊尔的经纪公司突然找上门来。他预计自己会在卡塔尔挣到1000美元，而这家公司一伸手就想要走其中的四分之一。

按照马嘉尔签订的合同，他在担任世界杯警卫期间每月能挣到550美元。他称自己没有花任何费用就得到了这份工作，只是被胁迫缴纳这笔相当于预期工资四分之一的款项。

马嘉尔对此愤怒至极：“他们威胁说要取消我的签证。”这时他正站在一所办公室外，有一群满怀希望的劳工每天都会来这里进行抗议。但由于急需这份工作，而时间又不等人，因此他希望外界对他这件事的关注能够让他摆脱动摇的企图，并确保他能前往卡塔尔，从而得到这份已经到手并且一直在等待的工作。

在移民劳工待遇问题上的批评不仅存在于卡塔尔，也存在于劳工们的祖国。多年以来，世界杯官方也一直对这些声音大为不满，曾多次表示这是不公正的攻击，并声称已经通过努力使情况有所改善。他们采取的相关措施包括制定最低工资（每月275美元），以及废除所谓的“卡法拉”保证人制度（这一制度使得资方可以代持劳工们的护照，使后者无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离开所在国或更换工作。）

批评者还指出，卡塔尔方面做出的重大改变要么只是在那些大型的主要工程完工之后才发生，要么就只是局限于和世界杯直接相关的工程，且执法工作仍然不太完善，但这还不算重点——许多移民劳工仍然对于卡塔尔的劳工改革或者说新出台的保护工人的措施缺乏了解。根据外部群体的消息，类似之前的“工资盗窃”事件仍然司空见惯。

“此事完全是建立在对于移民工人们的支持，以及一个力量对比不平衡的现状之上。”《人权观察》中东及非洲分别的副主任迈克尔-佩奇表示，“这些虐待劳工的行为完全是可以预见到的。”

不诚信其实正是驱使劳工被当成“机器“的源泉。在尼泊尔，极少数担心被起诉的招聘人员有时会给他们自己上一道“保险”：让客户录制假视频以“确认”自己只支付了法定最高费用——10000尼泊尔卢比（约合75美元）。“我们必须撒谎，”一名在阿布扎比机场担任安保团队成员的移民工人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他和团队中的其他人大方地向我们透露，他们都曾被教导向分管移民的官员们撒谎。所有人都表示他们支付的经纪费至少都达到75美元的30倍。但要想找回这笔钱是不可能的，钱很快就消失了，无法追踪。同一团队的另一名移民则表示，有一次一个招聘办公室的四五名经纪人几乎在他交出一沓现金后，就立即为分钱而争吵了起来。

永无休止

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赤着双脚的查杜里将他的右手放进了他那间简朴的住房外的一只桶里，把桶里的东西（泥土和水的混合物）搅拌了一下，然后把这些浆糊抹到墙上。他的房子现在仍然在搭建之中。

这座两层结构的房子里几乎没有自然光照，也没有什么家具。饭菜是在厨房里的明火上直接烧出来的，那里和主房间之间是用一堵土墙相互隔开的。由于上一份工作是在卡塔尔当抹灰工，查杜里已经把抹墙灰整得挺明白了。

自成年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没能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共同度过。他曾在恶劣的医疗条件下艰苦工作，却仍然不愿意回国，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我们的眼前。

这里有他未完成的住所，附近有一群无法找到工作的无业游民。这里有他11岁的小儿子萨杨（Sajan），这个孩子罹患有耳聋、部分失明以及瘫痪。另外，他的大儿子桑托什也在这里。

对于已经22岁的桑托什来说，在这个名叫Bhokteni的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他计划着再试试前往海外打工，这也是他的父亲在20年前的选择。现在该轮到他了，他即将成为给这个家庭糊口的主要力量。

或许，他最终也会去烈日下参与体育场的建造——要知道，最近因凡蒂诺已经在鼓动卡塔尔的邻国沙特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