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体育特约评论员吴策力

1月17日韦迪接令准备离职的消息，一度点击量超过了中日争端新闻。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瘦死的世界第一运动比马大。大家一直瞅着卡马乔，想不到掌门人倒走先了，真是下课路上无老幼。有人说这是“正常的人事调动”，估计说这话的平时都直接在体育总局领津贴。

袁伟民发明的专职副主席一职，实际上就是中国足球掌门人，在过去的四届专职副主席中，接任时都带有明确的历史使命。运动员出生的王俊生从1994年到2000年，一直都在忙着维系联赛正常进行。2000年7月中旬，阎世铎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任务是解决中国队从来没有参加世界杯的难题，他在深圳大剧院宣布豪赌世界杯，暂停联赛升降级，实际上放弃了职业联赛。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后，联赛的发展被严重阻碍了。不过，从冲进世界杯的角度来理解，阎世铎被认为是成功的足协领导。

谢亚龙的上任和奥运会有关。当时国际足联赛程有变，世界杯和奥运会足球冲突，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会成为必然现实，变成了豪赌奥运。结果很悲惨，国内联赛市场进一步萎缩，国奥队在08奥运会上“输球又输人”，谢亚龙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谢亚龙的时代，中国足协创造了一个奇迹：谢、南基本算是同为一把手。很多记者习惯把谢当成一把手，南当成二把手，可事实上，无论从级别（均为正局）还是管事的范围，还是在总局领导心目中的地位，两人不分高下。当谢亚龙离开足协时，南勇的上位一度非常模糊，事后人们发现，原来体育总局早就有顾虑了。这也是南勇只是在私下场合透露自己上任的两个任务的原因：主抓青少年足球、消除假球。最后南谢两人将这个奇迹推到了最高点：身陷囹圄。

但是， 韦迪的使命只是听话。目前声称他三年任期内毫无建树，根本也不是其离职的主要原因。当初韦迪去中国足协领头的任务，并未和中国足球现实“脱钩”。 当时中国国家队的排名经常在百名左右移动，已经接连两次在世界杯预赛中没有进入十强赛。在这个时段，韦迪的任务也确实不是“冲击世界杯”。

国家体育总局和韦迪本人都未对他的新岗位过多说明，上任时56岁的韦迪究竟要“主营”什么。单从韦迪的年龄来看，更多给人以“过渡”的感觉，无论是高洪波还是其他从业人员，在谈到中国足球的全面恢复期时，都起码给出了10年以上的期限。媒体当时质疑，韦迪究竟有几年，这是有其逻辑的。外行领导内行并不可怕，韦迪当年在水上中心也曾是个外行。2000年左右，他本来在重竞技中心，据传因为和当时的重竞技中心党委书记常建平在一起工作“不和谐”，导致韦迪被“平调”至水上中心任职主任。从金牌大户调离至一个弱势项目，但就是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下，韦迪成功了。他在2001年上任之后，04年雅典奥运会上该中心便取得历史性突破，孟关良,杨文军勇夺500米男子双人赛艇金牌，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对水上中心的黄金组合再次卫冕，加上殷剑等人获得的三块金牌,水上项目在一届奥运会上勇夺四枚金牌……

但是，足球的问题显然又比水上项目更加复杂。2010年7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突然退休的消息让外界惊讶不已。一些人认为，他甚至可能是“被退休”。崔为何此时退休实际不重要，而即将接手足球事务蔡振华何去何从，更受舆论关注。不过，这样的变化对之前已经布局到位的韦迪影响微妙。韦迪甚至有一个和崔局长类似的新名字：韦举国。最初的几十天有据可查的内容大概如此：韦迪开始不说话，后来说要尊重足协规律，要持续发展职业联赛。

据悉，在和一些媒体私下比较正式的交往中，韦迪也明确表示，中国足球不能开倒车，要和国际接轨。后来，足协提出了一个计划，国家队、国奥队、国少队要分别参加中超、中甲和中乙……这一计划并未得到真切实施。再往后，一直大谈特谈的青少年足球培养计划也名存实亡。

“用新人、走新路、树新风、开新篇”，这是体育总局对韦迪领导的中国足协的12字要求。韦迪到任之后对机构大调整，足协被整合成7个新部门，原有的中层干部，仅一度只有综合部主任刘殿秋和外事部王彬得以“幸存”。但一切也仅仅是表象而已，两年之后的2月，足协特别代表大会仅用了半小时，就全票通过了选举韦迪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于洪臣为副主席、林晓华为副主席兼司库的决议，十几名非社会执委顷刻之间就选举成功。韦迪解释，“相对于联赛理事会，中超公司将更侧重于联赛经营的开发。这样做到政事分开、政经分开。”新成立的联赛理事会不是独立法人，依然附属于足协。理事会主席人选上也是中国足协指派，由足协副主席于洪臣担任。而这些，让与会者从未相信这就“管办分离”了。

我无法接受“外行混成内行又要被调离”的说法。大中心，小协会，注定了韦迪只是一块总局的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后者的世界里没有足球乃至任何球，只有至高无上的金牌。幸运的是FIFA不想搞清楚什么叫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足协就不用享受科威特、伊拉克同行的禁赛待遇了。

凤凰体育特约评论员刘清

日本足球教父川渊三郎先生的办公室位于东京闹市区，他的办公室内摆放着一张发黄了的照片。这是日本国家队当年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全家福。有客人来，老先生会指着照片中的一个小伙子说：“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更帅气一些。”

退役后，川渊三郎曾担任过国家队教练。1988年进入日本足协工作，并且创建了日本J联赛。1994年，川渊三郎担任日本足协主席。日本足球今日之辉煌，跟他的励精图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亚洲足坛，川渊三郎和日本足球都是最成功的代表。纵观川渊三郎履历——做过球员、当过教练、在足协基层工作数载，最终成为足协高层，并且在他的专业管理下，日本足球取得了成功。

川渊三郎的经历，和中国足协原主席年维泗有些相似。中国足球在年维泗时代，水平也很高。只不过，那已是昨日黄花，连发黄的相片都很难找到。中国队在那个时候遇到日本队，可以见一次、灭一次。可是现如今，动辄被世界强队约战的日本男足已懒得搭理中国队，两支球队也差距越来越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足球进入职业化以来，中国足协的第一任专职副主席是王俊生。他也是足球人出身，为中国足球创建了职业联赛。在中国足协工作两个任期，见证了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的辉煌。

可是，在这种特殊的体制下，王俊生干不长。他随后被非足球出身的阎世铎接任。阎世铎接任的方式很简单，没有经过太多的考评和专业分析，直接空降中国足协。

阎世铎过后，谢亚龙空降。“谢学士”练长跑出身，来足协之前只是写过一篇关于“足球改革”的论文，就被委以重任。

谢亚龙之后，体育总局好不容易从足协内部提拔了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老油条南勇，但后者干了一年之后，就身陷囹圄。然后，又空降了韦迪。 可以凭借一篇论文空降足协，可以凭借此前的一点点政绩来足协担任掌门人，足协似乎也成了一个谁来都可以带的班子。

体育总局在“空降”这些领导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是否有过足球从业经历，也没有对任何一位掌门人进行在足球圈工作的可行性分析。连可能性分析都没有，更甭说民主推选了。这种做法还定留在远古时代，而体育总局却乐此不疲。 更可笑的是，韦迪在来了中国足球之后曾不止一次表示，如果让自己选，那么肯定不会选来足协工作。

既然是来搞足球的，最起码要懂足球。若是专业足球出身，就再好不过了。只有懂足球，才能爱足球，才能将全部心思放在足球上，因为这是他曾经的事业，或者曾经的爱好，会像呵护自己的孩子、爱人一样去呵护足球。

川渊三郎曾说过，足协的最高领导不一定非得是足球出身，但爱足球非常关键。纵观过去几任空降领导，真正爱足球的，有几个？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迟早会出现问题的。这句话对于足球来讲，同样适用。除了日本之外，欧洲、美洲的足协一把手，也基本上都是足球出身。有些退役运动员，甚至可以直接到足协任职。可是 在中国，这样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体育系统有自己一套招聘工作人员或者中层干部的办法，专业足球出身的人，很难进入这个圈子。

来足管中心之前，张剑始终处于隐秘状态。他对于足球的态度，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搞过足球。至于是不是球迷，也有待观察。

学法律出身的张剑，此前虽然从事过相关足球调研工作，但调研跟真正搞足球，还是两码事。马谡也是学富五车，但还是丢了街亭，导致诸葛亮的计划全盘失败。有的时候，光看学历和文凭是没用的，重要的还是做事。

身为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剑此前基本上从事的是文职工作。因此，他的角色更像是个参谋长。让参谋长来指挥全局，带队打仗，前景不容乐观。

当然，法律出身的张剑一定知道规则和章程的重要性，或许他的到来，会让足协的做事方式更正规，更符合法治。但话说回来，这种角色依然更像是参谋或者副手。

对于张剑来讲，他需要一年时间来熟悉足球，适应足球圈的工作环境。韦迪刚上任时曾不止一次感叹，足球圈水深，工作比任何中心都复杂、繁琐。韦迪用了三年时间摸清了足球的门道，张剑恐怕也未必比他的前任聪明多少。而这三年，耽误的，只有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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