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体育特约评论员方正宇

新闻背景：全国政协委员、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近日提交提案，建议振兴中国足球必须突破归化球员禁区和修改《国籍法》，大力引进高水平的归化球员。

恒大之前的外援穆里奇是中国球迷乐于归化的焦点

“让穆里奇、孔卡们披上中国队球衣”，终于不再只是停留在球迷YY的阶段，而是已经由全国政协委员正式提议修改《国籍法》，以争取实现“归化”高水平外援的目的。

在《国籍法》的现有规定中，阻碍“归化”外援的内容主要有两条：

一是第八条中的“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比如孔卡要是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阿根廷国籍，这一点显然会打消很多外援加入中国国籍的热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本次的提案重点就是希望“允许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二是第七条中关于外国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条件限制：“一、中国人的近亲属；二、定居在中国的；三、有其它正当理由。”对于孔卡们来说，显然难以满足第一条标准，而第三条标准又显得太过虚无缥缈，因此关键就在于第二条。如果要以这条作为申请中国国籍的理由，首先又必须满足“定居”的条件。从近年来的实践情况来看，自中国在2004年推出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制度以来，真正获得这张“中国绿卡”的仅有数千名外国人。至于在获得“中国绿卡”之后加入国籍的人数，虽然始终没有公开，但显然会是一个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

在以上两条阻碍“归化”外援的规定中，万安培委员将突破重点放在《国籍法》第八条。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背景下，立即开放“双重国籍”恐怕并不现实。甚至有网友开始担心：表面上旨在“归化”外援的这项政策，最后会不会被腐败分子利用作为脱身手段？所以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来看，真正有机会松动的倒是《国籍法》第七条，也就是通过放宽对于“定居”的限制，适当扫除外援加入中国国籍的障碍。

实际上，这种松动也并不会仅仅针对足球领域。2014年9月30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及其亲属时，就曾表示“让外国人在中国拿‘绿卡’更容易”。或许在很多人心目中，“外国专家”还是一个专属于技术领域特殊人才的概念。

结合最新形势来看，既然《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可以在最高规格的会议上获得通过，那么高水平外援又为何不能享受“外国专家”的待遇？通过放宽政策，帮助更多的外援申请到“中国绿卡”，从而尽可能降低法律限制对于其加入中国国籍的限制。而在实现这一点的基础上，他们是否愿意为中国队效力乃至为此放弃原有国籍，则成为一个基本可以自主决定的选择。

未来假如法律不再成为主要障碍，中国足球在“归化”问题上又会体现出多大力度？球迷们近年来对于“归化”穆里奇、孔卡们的热情，本质上更接近西亚国家的思维，那就是仰仗自身所具有的财力优势，以一种类似于“高价雇佣”的概念，换取对方愿意加入国籍乃至代表国家队参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卡塔尔，更是在足球、篮球和田径等领域内批量“归化”外援，包括去年以9秒93打破亚洲男子百米纪录的奥古诺德。而当卡塔尔队以东道主身份参加2022年世界杯时，很可能场上大部分球员都出生在卡塔尔以外。

应该说，这种建立在雄厚财力基础上的“归化”方式，的确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以中国足球目前的投资热度而言，并不缺少足以打动外援的金钱诱惑。可问题在于，如果“雇佣军”的痕迹太过明显，那么即便国际赛场的成绩因此获得提升，但国家队在本国球迷心目中的归属感反而会有所下降。尤其中国历来强调血缘和文化传承，当除了金钱之外就与中国再无渊源的外国人出现在国家队阵中时，势必会有不少人对此感到别扭甚至反感。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足球完全照搬西亚国家的“金元政策”，恐怕还是会遭遇到法律之外的各种阻力。所以，在中国人普遍对“归化”还存在争议的背景下，目前还是应当更多参考日本、德国等国的“亲缘路线”。

说起“归化”外援，日本历来被视为亚洲国家中的成功者，正是当初对于巴西球员的成功“归化”，帮助日本足球从1990年代开始迅速崛起。但值得指出的是，被日本“归化”的这些外国球员，往往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部分历史渊源。比如著名的拉莫斯·瑠伟，本身就是日本人在巴西的第二代后裔。再比如田中斗笠王，其父亲是第二代日本移民，因此具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应该说，这些球员最终为日本队效力固然存在着功利因素，但毕竟还能找出血缘上的连接点。

又比如刚刚在去年捧起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队内也有多名出生在国外的球员，包括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克洛泽原本是波兰人。但在这种出生地的差异之外，也还是能找到文化和历史上的牵绊。克洛泽本来就有日耳曼血统，他儿时居住的奥波莱地区，其实是一个在二战结束之后由德国被划归波兰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克洛泽加入德国队更多具有“认祖归宗”的意味。

倘若中国足球未来要动“归化”的脑筋，突破口也应当首先集中在华侨、华裔的身上。回顾中国体育的发展史，以往并不缺乏类似的成功案例。比如中国羽毛球昔日的崛起，就归功于出生在印尼的汤仙虎、侯加昌等人的回归。所以如果在“归化”过程中更强调“华人”这个概念，无论在体育圈内还是公众中间，都能将阻力降低到最低点。

那么在华裔球员中，真能找到足以为国家队带来实力提升的人选吗？应该说，寻找难度肯定高于直接“归化”穆里奇、孔卡们，但也绝非毫无可能。比如在1970年代那支汇聚了克鲁伊夫、内斯肯斯等名将的阿贾克斯队内，就有一名叫做“林球立”的华裔队友，其祖父就是一名前往欧洲发展的浙江温州人。面对林球立在1977年到1982年期间代表荷兰队出场14次打进2球的履历，我们不妨进行一下极端的假设：倘若当年他愿意代表中国队出战，那么国足晋级世界杯的时间是否可以因此提前很多年？

当然，历史不存在假设，而且当年也不具备运作“归化”林球立的各项条件。但是在如今的国际足坛，却未必不能找到下一个乃至下一批优秀的华裔球员。比如曾经代表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布莱恩·程，也是一名具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球员，中文名为“程拜仁”。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底还有多少存在中国血统、同时尚未代表任何一支国家队参赛的优秀球员？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又能否在政策和法律上对其大开绿灯？球迷们对于这些球员的认同感又能达到何种程度？可见，在争取实现“归化”球员的道路上，需要思考的并不只有修改《国籍法》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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